生產組織》這本書中清晰地寫著：“把土地撥歸社員個人負責，不但不削弱隊或小組的力量，反而使它鞏固了。”
戴潔天在探索、在思考，集體農莊搞得農民連飯都吃不飽，這條路看來有問題，新的路在什麼地方呢？能不能試一試生產責任制呢？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思想和行動的先鋒，戴潔天正是其中之一。這個愛搞調查的工作隊隊長想出了一個解決農村問題的好辦法：“定額到丘，責任到人（戶），三包到隊，統一經營”的社員生產責任制，那就是後來被寫進了中國歷史的四個字：“包產到戶”。
戴潔天在燎原社進行的大膽嘗試得到了當時永嘉縣委書記李桂茂和副書記李雲河的大力支援。李桂茂甚至對戴潔天說：“你大膽地試，就是試到供給制，燎原社的糧食都由國家供應了，也由縣委負責。”
1956年的夏天，戴潔天來到了永嘉縣的燎原社。中國農村一次大膽的變革即將在這裡上演。
戴潔天走遍了燎原社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家底。他和燎原社的幹部們把全社5 482畝水田和130畝園地的280件大小農活按作業工種、工分、產量落實到778戶、8 919個勞動者的身上。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要把所有農活按勞動強度與技術要求分為10個等級，並根據不同季節和不同地塊的土質、遠近等自然條件，把定額指標逐件計算到丘，製成分級定額、按件計酬對照表，分發給各生產隊，各隊按照自己的條件參照執行。
同時，造紙廠、磚瓦廠、竹編工廠等村辦企業開始實行按件或按值計酬。農副業並舉，社內勞動力流動，一個小型的市場在形成。
辛苦是沒得說了。10個月300多個的日日夜夜，戴潔天沒有節假日，他甚至意識不到晴天和雨天。愛人分娩都顧不上照顧，讓她自己半夜上醫院。晚上研究得晚了，肚子餓得咕咕叫的時候，到水缸裡面舀一杯水，喝了權當晚餐。和他一起工作的村幹部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常常挨老婆罵。家屬們質問這些幹部，天天三更半夜都在搞什麼名堂？
1957年4月，實行包產到戶後的第一個收穫季節來了。燎原社85％的農戶都增加了收入，全社僅春糧就增產了40％。
燎原社試驗成功的訊息迅速傳播開來，吸引了溫州地區1 000個高階社，17�8萬農民自動參與到了包產到戶的試驗中來。
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忐忑不安的戴潔天終於可以用事實告訴人們“它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是美女還是妖精”。實踐結果給了戴潔天最大的支援，在給浙江省委的報告中，他用堅定的筆觸寫下結論：“生產責任制可以深入到每個社員，能夠發揮廣大社員的創造性，能夠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這段話放在30年後，將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常識，但在那個即將進入人民公社的年代，這樣的話卻顯得太不合時宜。
早在1956年11月19日，溫州地委的機關報《浙南大眾報》刊登了一篇充滿敵意的文章《“包產到戶”做法究竟好不好？》，還配發了一篇社評《不能採取倒退的做法》。
這篇文章拉開了絞殺燎原社包產到戶的序幕。
剛開始的時候，戴潔天寫的報告還是得到了浙江省委的認可，省委書記林乎加認為：“社員沒有責任是不行的，永嘉動了腦筋，辦法許多是好的……《浙南大眾報》批評你們倒退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不過你們概括的‘三包到隊、責任到戶、定額到丘、統一經營’四句話要倒過來，把‘統一經營’放到前面，這樣就不會讓人鑽空子了，包產到戶一句話太簡單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十年索道路，坐席未遐安（3）
同時，《浙江日報》還將李雲河關於包產到戶的文章發表了出來，還加了按語。但《浙南大眾報》並不服氣，將情況捅到了中央。其實，此時的中央希望農民集體化的程度能再高一點，對於包產到戶這樣的舉措，早已定性為“單幹”。一年之後，“人民公社”這個新詞成為中國農村的新體制，將農村集體化的程度再向前推動了一步。對於燎原社和戴潔天來說，風波將起。
地委檢查組的一個科長在燎原社召開座談會，問燎原社一個叫林阿杰的小組長，包產到戶到底好不好？林阿杰為人憨厚，還意識不到當時的政治氛圍，居然點點頭說：“當然好了，社員現在生產熱情非常高，我過去也沒有養豬的，今年也養了頭豬。短短兩個月，全社增養生豬160頭。”
那位科長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最後拍案而起，大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