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連線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佔山東而開啟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游，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游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遊稱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是湖北境內的三大鎮，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闢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游。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孫吳、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蒙古滅南宋，局面均自荊襄上游開啟。
秦嶺和大巴山脈夾漢水河谷構成漢中地形的主體，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延綿，漢中便夾在它們之間。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另有三條穀道，可為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在漢中與四川之間，也有兩條穀道穿越大巴山脈：金牛道和米倉道。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這兩個上游地區之間，利害關係的膠著程度遠非東部的淮河所能比擬。淮河南北尚有廣闊的地域可作迴旋，在漢中地區則沒有什麼迴旋餘地，南北雙方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往往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後在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係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西漢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四川，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這就給在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蜀漢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於這種思路。若由漢中地區向東南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後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向東延伸然後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陝二地形成“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陝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三峽或潼關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開啟僵局。出漢中從側翼撕開潼關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攻金之戰；出長江與出漢水相配合以開啟三峽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戰國時秦攻楚之戰。
無論是哪個角的政治勢力，在兩翼經營的得失，都足以決定其興衰，足以決定其能否擺脫偏霸格局，向外擴充套件。經營好兩翼，以守而言，可以鞏固其防守態勢；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進取天下。
對於關中來說，漢中和山西為其兩翼，尤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對於河北來說，山西和山東為其兩翼，亦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因為北方的爭雄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雄，山西像一個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雙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於東南來說，山東和湖北為其兩翼；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其中湖北以其據長江上游之勢而尤為關鍵。對於四川為說，漢中和湖北為其兩翼；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人據大巴山之險。其中，漢中以其據地勢之上游而尤為關鍵。
“對於我們來講，居有四川和中國西南地區，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