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系。對於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遊牧經濟的塞北聯絡起來。這種聯絡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託的多層次的防禦體系。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裡，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採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採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於守，立為重鎮。淮河與長江相表裡，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衝。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面為水路，行江道；北面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絡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於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擴充套件，必先爭兩翼，控制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系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面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佈錯綜複雜，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面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東面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佈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