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在總理衙門找康有為談話。多年之後，康有為回憶起這次談話，說榮祿曾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變”，而他卻毫不客氣地回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
雖然康有為的反駁很有道理，但他只是個新進的六品小官，用這種口氣回應當朝紅人榮祿的提問，怎能讓人對他留下什麼好印象？康有為的狂妄自大，即便開始對其頗為賞識的翁同龢也都覺得他過於“狂甚”。但出於政治考慮，翁同龢還是在這次談話後在光緒皇帝面前誇讚了康有為一通。
光緒皇帝聽後，大感興趣，於是康有為在五日後遵照皇帝的旨意，日夜趕工，將《上清帝第六書》（即《請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革舊圖新以存國祚折》），連同《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一併呈遞到總理衙門。這次上書因為有了皇帝的指示，沒有任何的阻撓便很快到了光緒皇帝手裡，並深獲光緒皇帝的讚賞，小皇帝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志更決”。
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其核心是設立專責制度建設的制度局。但是，制度局一設，原有的行政體制勢必或癱瘓或廢除，原有的官吏隊伍也隨之面臨著下崗再就業的危機。這樣一來，原有的官吏隊伍人心惶惶，大部分人都站到了變法的對立面，並極力批評康有為等人動機不純。
在這些人看來，康有為等維新派目前不過是權力的邊緣人，他們變法的目的，實質上是試圖透過設立新機構來奪取權力而已。尤其是康有為提出在各道設立民政局的建議，更是被反對者認為是試圖以民政局奪取各省督撫將軍之權。反對者抱怨說，如果朝廷聽任康有為這些人胡作非為，其最後的結果不是中國走上強盛的發展道路，而是“天子孤立於上，內外盤踞皆康黨私人，禍將不忍言矣”。
由於反對者的勢力太過強大，康有為覺得完全依賴清廷內部的力量去推動變法具有相當大的困難。於是，他又將精力轉向民間，期待民間的維新力量能形成相當的氣候，以配合他們這些政治邊緣人一道去推動清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
於是康梁等人又想起了組織學會的辦法。康有為先是策動在京的廣東應試舉人及各界名流二十餘人成立了粵學會。在維新派的組織下，關學會、閩學會、蜀學會等也相繼在京成立。1898年4月，在各省學會的基礎上，康有為聯絡邀請御史李盛鐸出面成立了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並準備在北京、上海設立總會，在各省、府、縣設立分會。隨後，保浙會、保川會、保滇會等也相繼成立，維新變法的浪潮一時激盪全國。
保國會的成立，使保守派與維新派的鬥爭更加激化。保守派們攻擊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名為保國，勢必亂國”，並恐嚇康有為“僭越妄為，非殺頭不可”。但光緒皇帝不為所動，他認為，“會能保國，豈不大善”，所以保國會雖然連遭彈劾，但未被查禁。
但是，由於保國會並不是一個嚴密的政治組織，它的成員參加動機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保守勢力的攻擊恫嚇之下，一些人畏禍退出，包括出面發起保國會的御史李盛鐸，他看到風頭不對，竟也轉而掉頭攻擊保國會，結果保國會在連續召開了三次大會後，由於出席會員大為減少，最後不得不停止###。
然而保國會雖然停止了，但朝廷中變法的輿論氛圍越來越濃了。為了開風氣，造輿論，康有為等人在北京又創辦了《萬國公報》，每日隨《京報》附送給朝中大臣。經過《萬國公報》的一番輿論轟炸，尤其是在翁同龢和孫家鼐等帝黨官僚的暗中支援下，康有為籌組團體的活動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當時需要的，只是一個時機了！
8．1、紅燈照，紅燈到
此國難記實際所指是庚子年事，即義和團之亂導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倉皇出逃之事。義和團舊稱“拳匪”，本不足為道，但機緣巧合，其掛起“滅洋”大旗之日，正好是慈禧太后欲廢絀光緒帝之時，由於廢帝舉動被各國公使所抵制，慈禧太后因而懷恨在心，竟然將義和拳合法化，爾後又“悍然”向當時世界上主要強國宣戰，其行事之乖戾荒唐，實在是駭人聽聞，為古今中外之罕見。以下傳奇就像一個多彩的畫卷，重現了在一百多前的那場風潮和躁動中，晚清政府的風雨飄搖、官員士兵的無能和貧民大眾的愚昧無知。
8．1、紅燈照，紅燈到
甲午戰爭後，天津北鄉發生了一件怪事。
當地河工在挖河渠的時候挖得殘損石碑一塊，上面刻著些文字，由於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