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國人不幹了，要重新打過。二戰就這樣爆發了。從此以後，戰勝國黃世仁向戰敗國楊白勞強索戰爭賠償的事，也就收斂不少，要不然避得狠了，楊白勞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煩事。
且說鎮南關大捷後，正當馮子材聯合各路清軍將領，準備分兵南下收復河內、太原的時候，1885年4月7日，清政府卻突然於下達了“乘勝即收”、停戰撤兵的命令。
命令來得太突然了，很多清軍將士接令後，氣得捶胸頓足，“拔劍刺地，恨恨連聲”。許多士兵甚至跑到將帥帳外，寫血書，立軍令狀，“磨拳擦掌，同聲請戰”，“戰如不勝，甘從軍法”。馮子材、王德榜等清軍將領在大勝之下，也不想輕易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便聯合起來致電上司兩廣總督張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誅殺議和之人，以振士氣。
當時人寫詩諷刺清廷說：“十二金牌事，於今復見之。黃龍將痛飲，花目忽生期”，十二金牌就是當年南宋朝廷令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詔故事。連清政府派赴廣東會籌防務的彭玉麟也憤憤然的賦詩一首：“電飛宰相和戎慣，雷厲班師撤戰回。不使黃龍成痛飲，古今一轍使人哀”。但胳膊畢竟扭不過大腿，馮子材被迫遵旨撤軍後，彭玉麟只能嘆道，“老臣抗疏千行淚，一夜悲歌白髮生！”
事實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在整個中法戰爭期間，即使在宣戰以後，也始終在或明或暗地尋求和平活動。鎮南關大捷本來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處於一個相對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擔心法國會“因憤添兵”，不斷擴大戰爭，兵連禍結，這時主管談判事務的李鴻章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對此點頭稱是，以勝求和，也就順理成章了。
武人好戰，情有可原，但作為大清帝國的總當家，慈禧太后考慮的可能要多一點。就當時的情況來說，雖然清軍在鎮南關、諒山等地大敗法軍，並在北越處於一個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國艦隊當時也佔領了澎湖，對臺灣地區形成了封鎖狀態，中法在陸海兩個戰場上，雙方互有勝負，總體上形成一種均勢。
慈禧太后擔心的是，法國人會因失敗而憤怒，因憤怒而繼續擴大戰爭。實事求是的說，對於越南未來的戰局，不要說慈禧太后沒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線將士心裡也未必有底。鎮南關大捷和臨洮大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軍在人數上的壓倒性優勢所取得的，而雙方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卻不是短時間能夠彌補的。
譬如在海戰方面，中國的海軍和法國艦隊根本不是一個級別，這從馬尾海戰和浙江石浦中國兩艘軍艦被擊沉的慘痛失敗就可以看出。更讓慈禧太后心煩意亂的是，法國艦隊可能會對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運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鴉片戰爭一樣，法國艦隊北上進行騷擾，再度攻擊京畿，這也導致清廷對持續作戰底氣不足。
海防空虛，加之戰爭耗費巨大，清政府在財力上難以支撐，也是停戰求和的重要原因。中法戰爭總共耗資一億多兩白銀，清政府併為此欠債達兩千萬兩，其中相當部分是以海關稅收作為擔保，向外國銀行所借的債款。（邵循正：《中法越南關係始末》）
再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雖然英美等國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但戰爭的過分延長會危及他們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正因為如此，英美等國也一直給清廷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儘快對法妥協，早日結束戰爭。英美等國並不希望中國取得對法戰爭的全面勝利，因為這可能會使得清廷對西方列強採取強硬措施，譬如英國外交大臣就曾說過，“中國的任何勝利，都會一般地對歐洲人發生嚴重後果”。
而中國的兩個鄰居，俄國和日本，也在虎視眈眈的看著戰爭的程序。拿俄國來說，早兩年因強佔伊犁的陰謀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圖利用中法戰爭混水摸魚。1884年9月，在法國突襲馬尾港的福建水師之後不久，俄國報紙竟然聲稱：“中國伊犁背約，將來法攻中國，俄亦欲奪疆土”。俄國人對土地的貪婪，的確讓清廷頭疼不已。
更為嚴重的是未來的中日衝突。中法戰爭期間，日本策動朝鮮的親日派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遭到失敗後，也不斷鼓吹武力侵朝，這對中國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1885年初，正當中法軍隊在北析激戰之時，日本代表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談判有關朝鮮“甲申政變”的善後事宜，卻暗中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暗通來往。清廷當時最擔心的就是，法國和日俄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