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的命令，聽後覺得莫名其妙，便拒絕了法國人的要求，說要請示上級再做決定。
歷史程序的發展有很大的偶然性。李鴻章的含糊其辭和福祿諾的急於求成，這樣的外交紕漏在當時的環境下在所難免。但是，如果碰到是個冒失魯莽之人去執行這樣的任務的話，後來的事情往往會不可收拾。該死的是，法軍的這個領隊官杜森尼上校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人，連他們自己人都說此人“身高而瘦，面多血色而易動怒，毫無外交手段，但能事事破壞，甚至連自己亦有破壞的危險”。
這樣的傢伙當然幹不出什麼好事。雙方在陣前談判中相互指責，說著說著，這個杜森尼心頭怒起，竟然將中方使者擊斃，並命令法軍立刻逼近清軍陣地，結果導致武裝衝突瞬間爆發。經過兩日的交鋒，法軍的進攻受挫，死傷近百人，雙方重新進入了戰爭狀態。
“觀音橋事件”發生後，雙方相互指責對方破壞和約，但事件是因為杜森尼殺害了中國使者導致，其主要責任顯然是在法國一邊。但強蠻的法國人不這麼認為，他們照會清政府，要求清軍隊立刻撤退，還要訛詐軍費兩億五千萬法郎（約合白銀三千八百萬兩），如果不照辦，法國就要佔領中國一兩個海口當作賠款的抵押。
這明顯是無理勒索，但在7月下旬，清廷還是派了兩江總督曾國荃到上海與法國人進行談判，但由於法國人的要求太過分，談判沒有結果。法國隨後便將戰火擴大到了中國東南沿海，戰爭進一步升級。
4．3、基隆退敵，馬尾飲恨
在中法兩國談判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法國決定對中國實行“踞地為質”的懲罰，讓清廷在談判桌上屈服於法國人的武力。沒過幾天，法國便將它在中國和越南的艦隊合編成遠東艦隊，以遠東擴張的積極鼓吹者孤拔為統帥，準備攻佔福州和基隆，扣押為質，作為談判的籌碼。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英明，就在法國人組建遠東艦隊的同一天，也就是1884年6月26日，清廷為加強臺灣的防衛，在曾國荃的推薦下，淮軍將領劉銘傳被派往臺灣督辦軍務。
果不其然，8月5日，法國艦隊便殺氣騰騰的來到基隆，猛烈炮擊後見清兵撤退，法國人以為清軍不堪一擊，便開始強行登陸，不料劉銘傳早已派兵設下埋伏，等到法兵上岸後，清軍突然三路殺出，把法兵打得暈頭轉向，嚇得飛也似的向軍艦跑去。但這時又突然漲潮，下船容易上船難，在清軍的追擊下，不少法兵葬身大海，幸好有軍艦炮火的掩護，不然法國人死得太難看了。
法國人本以為拿下基隆不過是閒庭信步，輕而易舉，沒想到反被打得狼狽逃竄，還損失了上百人，硬生生的吃了個大敗仗，真是胸悶！
法國人太小看中國的對手了。負責守衛臺灣的劉銘傳乃李鴻章的老部下，原淮軍主將之一。劉銘傳也是合肥人，作為李鴻章的部下和老鄉，兩人關係相當不錯。臨行前，李鴻章還特意麵授機宜，並撥給劉銘傳三千洋槍，還有江南製造局造的三十門大炮，以加強臺灣的防衛。劉銘傳到了臺灣後，形勢大不一樣。
法國人並不甘心失敗，8月16日，法國議會決定擴大戰爭，並撥出專款三千八百萬法郎，專款專用，要用各種“必要方法”讓中國屈服。更搞笑的是，法國的外交部門在談判中也同步調整了要價，要求清廷賠償因基隆戰敗導致的八千萬法郎的軍費。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戰爭為什麼特別多，這個“贏者通吃、輸者賠款”的國際慣例可謂是起了非常壞的作用。既然打贏了什麼成本都沒有，各國當然大搞軍備競賽，以打贏為目的，迫使他國割地賠款，戰爭就等於是一樁生意。
1884年7月14日，兩艘法國軍艦趁著中法還在議和之機，以“遊歷”為名，駛進福建閩江口。兩天後，法國艦隊司令孤拔也乘軍艦到達，隨後法國艦隊居然陸陸續續的進入了福建水師的馬尾軍港。兩個近乎交戰國的艦隊同處一港，這在世界戰爭史上，也是奇事。
要說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事，說來話長。在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後，左宗棠在福州籌備創辦福州船政局設廠造船，當時邀請的是兩個法國人，江漢關稅務司的日意格和退役軍官德克碑，當時以這兩個人為福州船政局的技術總監，來負責設址、建造和延請歐洲洋教習和洋匠（多為法國人）等事務。
後來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由沈葆楨接手福州船政局，當時仍舊以法國人為主，開展了海事海軍教學、建造兵船和訓練福建水師三大事宜。實事求是的說，這些外國專家還算是盡心盡力，譬如福建水師的很多戰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