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英國人教訓過的天朝大員們，很難分清這些白種人的差別，他們的辦法就是乾脆“一視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國人的樣式把條約擬好了。
法國人顯然繼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氣派，他們的排場很大，比起美國人只有一艘軍艦的“窮酸”來說，他們的表現簡直就是暴發戶，法國使團一共來了八艘軍艦，500多人。不過，據說他們從美國人那裡學到了和天朝官員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適的時機威脅說要去北京面聖！最後，在達到了所有目的後，法國人把簽約儀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後風光回國。由此，外國傳教士可以合法的來到中國傳教了，而這給後來的中國外交帶來了無盡的麻煩，後敘。
最搞笑的莫過於1871年中國和日本的修約，兩個對近代外交一竅不通的國家居然簽下如下條款：雙方相互開放通商口岸、相互擁有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權、雙方軍艦均可以自由進入對方的通商口岸等。
這些可都是對彼此都不平等的條款哪，這也就是當時全球化之外的亞洲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第一個平等條約是1881年和巴西簽訂的條約，雙方各有最惠國待遇並取消協定關稅，而這已經是近40年後是事情了。
《南京條約》簽訂後，天朝再也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時候，已經是不可求了。
帝國終於戴上了條約的枷鎖，在後來的幾十年裡，還有很多不平等的條約在等著簽字畫押。
馬克思曾對晚清的中國作過這樣的評論，“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界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總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就曾沉痛地說：“吾嘗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郭嵩燾日記》（一）第469頁）
“怕、詐、蠻、蠢”四個字，說盡了當時晚清辦理夷務的這些滿清官員和決策者的可悲可恨之處。盲目自大，所以使蠻，如僧林沁格之炮轟蠻幹；敷衍推諉，一味使詐，如葉如琛不戰不守不和；落後捱打，渾身害怕，有如靖逆將軍奕山讓出廣州；不懂規則，辦事愚蠢，如耆英之黃埔、望廈的簽約。
摒棄愚蠢的蠻幹，認真學習和了解國際規則和慣例，並以此來處理同外國和洋人的關係，為什麼就這麼難呢？
勝敗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敗只產生憤怒而不是發奮，這樣的失敗才是真正的失敗；如果失敗感到恥辱而不知道恥在何處，那才是真正的恥辱。
茅海建先生說，“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越早結束越為有利！”說這句話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戰爭結束以後，國人應該做些什麼有意義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還是僅僅激於道義，痛斥那些侵略者？
遺憾的是，國人一提到這場鴉片戰爭的時候，似乎還在繼續“激於道義”，並繼續義憤填膺，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盡善盡美的幻想”，一種“悲歌”呢。
1．8、咸豐逃難到熱河，聯軍火燒圓明園
熱河行宮，也就是後來的承德避暑山莊，離北京大約有二百多里，周圍群山起伏，樹木鬱鬱蔥蔥，更有熱河蜿蜒流淌，山色風光，可謂是美不勝收。
這個行宮始建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經屢次擴建後完工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時間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的時候，就是在這裡接見過遠道而來的英國使團。清朝的皇帝們也往往把這裡當成避暑的勝地，消閒度夏，但誰又曾知道，“皇帝之莊真避暑，百姓卻在熱河中？”（池子華：《幻滅與覺醒………咸豐十一年實紀》）
彈指一揮間，從英國人打破天朝的大門後，又近20年過去了。在這20年間，帝國卻已經是四腳朝天，幾無寧日。吝嗇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個偌大的爛攤子。
咸豐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繼皇位並不是一帆風順。道光帝本來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後去世。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