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某後進畫家的詩作說道：“詩不是不可以做，但得先弄明白詩是怎麼回事。”旁邊一位‘大詩人’忙打圓場說，“詩可以不合仄，但要有奇句。”寫現代詩的，雖然最近也發生了‘學院派’和非學院派爭搶攤位的事，‘才’‘學’合流卻是趨勢。那些離了《新約全書》﹑存在主義就不會說話的‘詩人’，才性上常有非常之舉。他們心照不宣地為這個小集體塑造著一種隨時會出事兒的人格形象。在這方面，‘詩人’確比藝術家來得實在：後者的遺世獨立相只表現在頭髮褲子上，即便裸奔，也奔不出資產階級藝術的雕花鏡框——所以穿不穿褲子都是精英。‘詩人’則據說自海子臥軌以來，已有數百人先後赴了黃泉，留下一所詩的凶宅讓外人站在遠處疑神疑鬼，圈內的未亡人其樂也陶陶：好歹這也是處‘房地產’呀。 。。
“詩人”存則詩廢人亡（3）
二
詩之成為一種競技，還有更深遠的人類競爭文化的背景。
人生需要一些滋味，那便是“意義”。進化了這麼久的人，數來數去，意義也就那麼幾種。像滿漢全席這樣的口腹之樂，花前月下這樣的男女之歡，我們祖先上樹前就已領略，版本低些罷了。不過在這些意義當中，有一種人與人較量中出來的妙趣，像‘金榜題名’‘技壓群芳’之類，確是了不起的發明。這意義，雖然猴山上下依稀也能看到，卻是黃土摶人以來才蔚為大觀，它使人類的競爭不再同於動物的競爭，使人迅速膨脹為地球的主子，萬類的領袖。
這種意義，一面成全了人類的喜劇，一面也造就人生的悲劇。競爭惡性膨脹的結果，社會的每個部門都有它插手，生活的每個環節都有它參股－－時常還要控股，結果搞得處處是拳壇，人人像泰森，凡事非要決出個高低，動不動便咬耳朵。年輕夫婦補了鋅又補鈣，發誓要懷個攻無不克的孩子，人生沒開始就起了狼煙；後來孩子老了，坐在太陽底下的小板凳上，與隔壁老太太比試誰家的兒孫更有出息，漏風的口角依然刀光劍影。人這輩子，入不入伍，‘戰士’算是當定了。百年匆匆而過，除了喊殺聲，我們還聽到過多少別的？除了揮拳掃腿，我們還見到過多少別的？除了兵書陣法，我們還想了解多少別的？鑽研多少別的？
詩很早便成為承載此類意義的一條船，槳聲帆影的走了千年，把一撥撥的‘西湖十才子’‘未名湖四傑’從籍籍無聞的此岸運到聲名赫赫的彼岸。應該說，在提倡‘感物詠志’的古代，這類貨色大概還只裝了半艙。那時候，“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的確包含‘比較級’在裡面；“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司空表聖），說得更明白；國家則努力把詩變為社會階梯，科舉考試便設有賦詩一項；民間也按照社會等級的思路，從詩人中選拔‘詩聖’‘詩仙’‘詩鬼’之類－－民國初年還有人把同光朝詩人照水滸的天罡地煞排列了坐次。但在很大程度上，那時的詩歌仍是仁人載道說教的去所，常人吟風懷遠的地方。這也正是為什麼那時的詩歌能為幾乎整個士大夫階級所閱讀和寫作。
到了近現代，詩歌像許多事情一樣，大大地行業化了。關於這個行業化過程，自有名牌的說法可資諷誦，如‘第X次浪潮’之類。但據我浙江村的理解，那其中也未嘗不包含這樣一種可能：在結果不平等的前提下，手段的趨於平等，使得競爭越發擴大越發激烈，原來有數的幾塊金銀銅牌已經打發不了黑壓壓的健兒，迫切需要增加賽場賽項，多分些65、66公斤級組，這樣眾李逵就可以在較固定的小圈子內運斤成風，而不必一齊殺奔東京。結果，詩歌便被正式徵作這樣一方制度化的比武場。詩人來這兒不為別的，只為爬社會階梯，為人生‘一搏’出人頭地。他和那些開公司的、搶銀行的、走官路的、讀博士的、辦綠卡的其實是一回事。
競爭造就了行業，行業意味著利益，利益趨向於集中，而集中的結果，就是大家常議論的‘小圈子’。大眾有時遠遠望著小圈子納悶：就那麼十幾個人，七八條槍，折騰什麼勁兒呀？但對裡邊的人來說，只要名位、鈔票、等級制度、出國訪問等等應有盡有，圈子的半徑倒是越短小越好。一出實驗戲劇，那臺下坐的本來也是臺上演的或臺後忙的。演員有時脫離劇情朝觀眾席裡拋句黑話，飛回媚眼，‘受眾’一方自然明白怎麼回事的多，以為又在鬧‘先鋒’的少。七八位現代詩人圍成一桌，聊過美妞的動向，傳達了海外珍聞，便可籌劃中國詩歌明年向何處去了，因為，按他們的統計，“人都到齊了”。倒是這些年市場經濟著實難為了小圈子一回。早已自絕於普通群眾的詩人藝術家們遭遇自負盈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