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關係佔相對次要的位置；她們的主要任務是應召出局，陪伴男人們吃喝打牌。一日從中午開始，按照同客人的親疏程度安排會面和活動。下午她可能就呆在妓院裡，抽菸、打瞌睡、縫衣、結絨線、畫畫、喝茶，但也可能去會一個熟客、上街購物，或在妓院外租來的房間裡同他會面。傍晚時分吃中飯，化妝，準備好出堂差、赴筵席；應付完堂差起碼要到半夜了，走紅的妓女則應酬時間還要長。夜生活可能是同相好的客人上床，或同他坐車兜風；到了20世紀20年代及後來，妓女也可能再去舞廳。黎明時分她上床睡覺。 叫局和出局 有個西方的評論者寫道，“如果我們能相信中國書中的證據的話”， 一幫官吏或文人若不召妓作陪，簡直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場合聚首。……歌姬在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如清末民初時期——約從1870年到1926年的國民革命期間——那麼享有盛譽。 “社交場合”可以是菜館、酒肆、茶館、戲院或是妓院。妓女出席這樣的場合，提供娛樂消遣，使男人們的飲酒、看戲、牌局或談話等活動有了令人賞心悅目的亮色。 對場面上的男人來說，必須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在這種社交儀式中的角色，妓女也須酬應如流，８９才會使活動又得體、又愉快。召喚妓女到妓院以外的場合曰“叫局”；叫局的辦法是差遣戲院、酒肆的侍應將紅色的“局票”送到妓院。娛樂消遣場所僱用了專門送局票的人，馬路上送票人快步疾行、分送局票，實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生活中常見的場景。妓女應召前往稱“出局”或“出堂差”；她可坐妓院的轎子出局，或如前所述坐在龜奴的肩上被他掮了去，再後來就改坐包車了。年幼的、質押身的或賣絕給妓院的妓女出局要有傭人跟著，年紀大一點、名氣也大的妓女出局，則要好幾個小大姐陪著。 有一個寫妓院生活的文人趣談集，其中一篇提出，所謂“出局”或“出堂差”原先是指宋朝的官員和清朝翰林院士出公差。文人學士將官場的用語和等級體系搬到妓女身上，表現了機智的自嘲心態。這樣的例子很多。妓院也徑自將這套官方用語拿過來用。20世紀初，高等妓女乘轎子出堂差時有男僕手提燈籠相隨，燈上赫然寫著“公務”。20世紀30年代有個作者寫道，他還記得幼時看見這樣的燈籠上“粘著四個紅字，大書特書曰‘公務正堂’”。如此大膽擅用官方語言的做法引起了他的一番沉思： 按清代官制，起碼七品知縣，才可稱一聲正堂。典史和縣丞，只稱左右兩堂。……而彼時之妓女，竟敢僭稱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膽大妄為。況出堂唱和上書場，都是淫業一類，如稱淫務，還算合理。她們偏不稱淫務而稱“公務”，又為名實不符。豈妓女賣淫，也是一種正當的公務嗎？ 到30年代時，亂用官方語言引來的已不是嬉笑，而是高聲的道德說教。娼妓業的意義變了，就此可見一斑（詳見第三、四部）。 一位洋觀察家看高等妓女，調子就多少有些輕浮： 她們游來蕩去，９０從一家飯店到另一家飯店，從一家旅館到另一家旅館，為主人的宴會增添歡樂活力，卻如無線電控制的計程車一樣，始終同總部保持著聯絡。她們的光亮的私人包車在燈紅酒綠的上海市中心急馳飛奔，穿行於林立的飯館旅社之間。車的前燈後燈照得人晃眼，墊腳板上還藏著一盞聚光燈，映照出她們迷人的小臉龐、烏黑頭髮上的荷花，最後還有不能小看的，就是她們身上閃爍發光的珠寶。為防止珠寶被人搶走，總有個跑腿的一路小跑跟在車後；裝著充氣輪胎的人力車迅疾地輕盈地移動著，跑腿的手緊緊把住車的一角。 每當客人填寫一張局票的時候，就啟動了一連串的小生意，牽動了一張利益網路。送局票去妓院的人要收跑腿費（1891年時是63個銅板）。開出局票的菜館或旅館有一本記事簿，將何日何妓出局一一入賬記清，每逢月底便有菜館的人去妓院收賬，一局收70個銅板，曰“車馬費”。妓院也有一本明細賬，每次出局都有記錄，到時候一一核對，防止菜館將沒出局的也算了進去。19世紀末的局資為3元（此為“長三”的“三”字的一種意思，長三是對高等妓女最常用的指稱）。到了20世紀20年代，為了多做生意，長三出局跌到2元，繼而又跌至1元，而這一塊錢中，妓女“必須付給僕人10分，給為她操弦伴奏的烏師10分，給妓院5分茶水費”。（“么二”妓女檔次略低於長三妓女，出局收兩元，然而她們和長三不一樣，一直挺到30年代不落價，故有“濫汙長三板么二”之說。）到了30年代末，付局賬已不再是當場交易，而改由妓院記賬，按節度結算。 高等妓女出局時所做之事，依場合、本人走紅的情況以及與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