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像前現代社會那樣基於剝奪生命的權力，而基於開發生命的權力之上，“反覆地投資生命”。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39～142頁，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我們可以說，前一種影響標誌著福柯對苦行主義的接受，現代社會生活被認為浸透著這種苦行主義。如福柯所說，代表第二因素的“生活與歷史之間的接觸”再次成為別的什麼了。人類幾千年來生活在自然的招牌之下。自然環境支配著人類活動：人口增長大多受自然無常變化的控制。然而，大約從18世紀開始，這些過程便逐漸屈從於人類的控制了。
據福柯言，性之所以成為如此重要的一種關懷，是因為它構成了關係到身體發育的兩大影響之間的主要接合點。它是“接觸身體生命和接觸類生命的一個手段”。“個體生存之所以對性進行最細密的追求，其原因就在於此。人們在行為中、在夢中追求性；人們懷疑性是致成最微小的蠢事的基礎，將其回溯到最早的童年。”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46頁，鵜鶘叢書，哈蒙茲沃斯，1981。把性當作權力使性成為一個秘密，但在福柯看來，也把“性”構造成可向往的東西，我們必須在從事性活動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個性。在福柯看來，賴希對性壓抑的批判正是這種批判試圖解放的性的囚徒。自19世紀以來性行為方面發生瞭如此多的變化，卻沒有伴隨著賴希所預見的其他變化，這個事實表明，這種“反壓抑”的鬥爭本身就是性領域的一部分，而非對性的顛覆。米歇爾·福柯：《性史》，卷1，《引論》，第130～131頁。
然而，我們在第二章中加以批評的福柯自己的觀點並不多見。福柯所說的權力——按自己的意志秘密做事的那種“權力”——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是性別權力。被削弱了力量的、被排除在現代性的核心舞臺之外的，是婦女，她們享受性快樂的能力被否定了——與此同時，她們開始建構基礎革命。愛，以及勞倫斯·斯通所說的那種情感個人主義，正處於家庭組織變化的核心，在影響？密生活的其他變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這些變化在較一般的意義上並非源起於國家或行政權力。如果接受而且必須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權力既是生成的又是分配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這些變化並非產生於權力而是產生於權力的缺乏。
福柯特別解釋了生物權力的抑制形式何以由更能動的形式取代的原因。第一種是由創造共謀勞動力的要求所控制的；第二種與20世紀的一個晚期發展階段相對應，在這個階段，勞動力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屈從於直接控制了。這樣的過渡一經實現，性便被疏匯入多樣化的社會線路，並多多少少因此而無所不在。
這個觀點當然沒有說服力，即便僅只涉及狹義上的性行為，更不用說影響較為普遍的個人關係的變化了。它意味著我們的性迷戀衍生於性慾作為話語現象的純粹擴張，使其進入了它以前不在場的區域。我認為，生物權力並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樣能解釋前幾章中討論的性態度和觀點的變化。這些變化至少在某方面是鬥爭的結果，不可能否認其中所涉及的解放因素。恰如賴希和馬爾庫塞所預見的，也許不是解放，但也不僅僅是福柯所建議的掙脫纏結的蛛網的鬥爭。婦女已特別贏得了性自由，不管這種性自由仍然多麼不全面，但與幾十年前的情況相比已是非同尋常了。不管還有什麼樣的侷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現遠較開放的關於性的對話了，實際上整個人口都捲入了這種對話，這是前幾代人所無法想像的。
制度性壓抑和性的問題
我們因此來重新思考性與權力的關係，首先思考的是這樣一個斷言，即這種權力一事無成。權力的生成方面，與其分配特性一樣，與社會組織的特殊屬性、與固定團體和個人的活動、以及與制度反射性的不同語境和模式密切相關。性不是“權力”創造出來的，而至少就任何直接的意義上說，性的蔓延也不是它對這種“權力”的至關重要性造成的。
在我看來，生物權力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福柯所構想的生成學的意義上是不存在的。相反，我們可以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區別出幾條組織和個人變化的線索。現代制度的管理發展應該與自然和生殖等基本過程的社會化區別開來，並直接與性相關，但不能用福柯建議的方法加以分析。這些反過來應該與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和與其相關的個人生活的革新區別開來。
至於監督的作用，我們可以同意福柯的觀點，與個人生活的大多數其他方面一樣，性也徹底陷入了權力體系的擴張之中，並受到這種擴張的重建。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