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害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許是正確的，但也可以提出一種不同的解釋。在女同性戀關係中（如在男同性戀中一樣），純粹關係中“禁止”的態度和特徵實際上可以以行動表現出來，包括工具性控制和正常權力的實施。由於僅限於性的領域，並轉變成幻想——而非像以往那樣由外部所決定，所以，控制也許有助於緩解攻擊性，否則這種攻擊性也將在別處發洩出來。
如在其他方面一樣，在女人對女人的性關係中看似倒退的特徵實際上可能為在道德上可辯護的異性活動提供了模式。經雙方同意的性虐和性被虐大可不必作為獲得有益性經驗的良方，但它所表示的原理卻是可以加以概括化的。可塑性性徵可能會成為一個領域，它不再包含外部壓力的殘餘，反倒作為許多自我探討的道德建設的形式之一而取代了外部壓力。在此，人們也許從德·薩德的作品中讀出一種不同於已往的意義。在德·薩德的作品中，權力、痛苦和死亡完全包裹在性中，並透過變態行為表現出來。陽物統治著一切，性徵則被抹掉了任何溫柔的痕跡——或彷彿如此。然而，德·薩德把女性性徵與繁殖完全分離開來，宣揚其逐漸從陽物統治的擺脫。他再現的性活動聚焦於性活動範圍內的一切其他因素，可以看做反諷式的隱喻手段，表明性徵本身的清白。
同性性徵與偶發性接觸
偶發性性徵在一些女同性戀俱樂部和酒吧文化中得到最充分發展。酒吧生活往往以尋歡為主，即尋找臨時的性搭檔。一個剛剛接觸酒吧文化的新人說，長期以來，“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一直不幸被排斥在酒吧文化之外”。她繼續說，她的教育和出身似乎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然後，她突然明白了建立聯絡的最重要因素是相貌和“現場的魅力”。“就是那麼簡單……在酒吧裡沒有人會對可以帶回家與老母見面的人感興趣。”錫德尼·阿波特和芭芭拉·羅敷：《薩福是真正的女人》，第74頁，斯坦出版社，紐約；1977。
短期的非個性化的聯絡在女同性戀關係中決非不存在。僅就許多男同性戀者都相互建立起長期的性紐帶這一點而言，我們不應誇大男女同性戀之間的差異。然而，一些男同性戀者的偶發性性徵的強化卻是女同性戀群體所遠不可及的。比如，當洗浴房存在的時候，來洗浴房的許多男人每天晚上在那裡尋求多次性經驗；如果在幾個小時之內只有一次性經驗的話，他們大多會失望的。馬丁·霍夫曼在對60年代的洗浴房文化的研究中採訪過一個年輕人，他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常常在一天晚上就有過大約50次性接觸。馬丁·霍夫曼：《男同性戀的世界》，第49～50頁，基礎書局，紐約，1968。
如男同性戀者從事性活動的各種群體場合一樣，洗浴房的性活動一般是隱蔽的。到那兒去的男人除了最隨意的談話之外，通常相互間沒有社會交往。他們絲毫不瞭解各自的外部世界生活，只稱呼各自的名字。在此，臨時性被賦予一種新的意義；與這種接觸相比，《巴黎的最後探戈》中描寫的異性豔遇彷彿成了一種情深義重的糾纏。
霍夫曼提到的男人已經結婚，已是兩個孩子的父？。男性雙性性徵在今天的男性性行為中如此典型，以至於成了有如異性性徵一樣“正統”的性指向。不時從事偶發性同性性活動的“異性戀”男人的比例近來已有顯著增長——儘管受到艾滋病的衝擊。據研究者們估計，在美國，40％的已婚男人在其婚後生活期間都與其他男人有過性交往；還有人認為其比例甚至更高。西德爾·弗爾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陸》，第23～30頁，曼達林出版社，倫敦，1991。
以這種偽裝出現的偶發性性徵的防禦方面似乎再清楚不過了。這可以視作男性從性徵、自我認同和？密關係等關係的一種總體逃逸。在婦女不再充當共謀的地方，偶發性同性性徵便成為男人串通起來抵制性別平等的一種努力。在婚姻關係中承諾給對方的各種權利由於偶發性接觸的間離效果而陷入了困境。
對拒絕與女性進行任何性接觸的較公開的男同性戀者也可以做同樣的描寫嗎？僅就對女性的厭惡是非常普遍的男性心理的一部分這一點而言，男同性戀者在某種意義上透過安全置身於外而解決矛盾的情感。然而，僅僅從否定的方面看待偶發性性徵的趨勢將是錯誤的。與女同性戀者一樣，男同性戀者也對傳統異性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整一提出質疑。如人們所理解的制度化了的婚姻一樣，一夫一妻制總是維繫於雙重標準，因此維繫於父權制。它是對男人提出的規範要求，但許多人只能報之以違背。而在一個可塑性性徵和純粹關係的世界上，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