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談的時候，我強迫自己完全信任，以免流露出一點點懷疑。我識別力很強，我知道誰可以信賴。可為什麼要表現出來呢？不管對方是認真的，還是滿口謊言，我都禮貌地傾聽，嘴角掛著笑意，彷彿我相信他們所說的一切。既然這樣能讓他們高興，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愛人的離我而去，真正是精神上的打擊。我為“工作”犧牲得夠多了，因為我別無選擇。何況隨著時間的流逝，對這樣的生活方式我已經“不能自拔”。我和“正常人的世界”逐漸格格不入，每次的短暫接觸也那麼糟糕。我發現，我變得無法適應外面的世界。我對任何形式的衝突都感到疲憊。我需要的是安寧。我起得很早，那是因為我背部脊椎的裂縫，躺下超過四個小時就會痛苦不堪；我腦子裡充滿了死亡的景象，開槍的聲音，還有整天整天纏著我的慘叫。他們要我回到大千世界，去過那種普通人的生活，但我只可能活在自己這個世界。
沒有一時一刻，我不是活在幻覺之中，不會聽到被拷打的人的慘叫和垂死之人嘶啞的喘息，不會嗅到血腥，聞到那由恐懼、死亡和爛腸子摻在一起的腐臭。從該死的那一天起，沒有一次，我不是看到晃悠的沙袋就想起那個年輕人，那個被吊在我兩米之外的年輕人。當然，我會自己排遣。當然，這樣的幻象停留十來秒鐘也就過去了。當然，我會強迫自己保持正常人的樣子，而不是每次都精神崩潰淚流滿面。可幻象是這麼清晰，這麼真切，這麼完整，這麼栩栩如生……
為什麼對於周圍的人來說，要他們感同身受我的心境是如此之難：我自閉，沉默，無來由地憂鬱，和自己過不去，或者故意說刺人的蠢話？人們怎能對一個受盡酷刑的人要求她有處世的態度，要知道這種酷刑不是一刻鐘一小時而是幾天幾夜？
想到永遠留在了地獄裡的同伴，我怎能去迴歸正常人的生活？在精神上我和他們從未稍離。離開，不就意味著背棄嗎？我難得的幸福，對我而言如同犯罪。出完任務回來，舒適的生活讓我心生負罪。永遠地逃離嗎？可又能幹什麼？這麼多年，我所經歷的只有戰爭，我對其他一無所知。在以色列，我所做的一切還有它存在的價值，至少我能感覺到它存在的價值。到了“外面”又將是怎樣？而且，要命的是，我又將怎樣面對自己對於以色列的責任？
我在馬路上漫無邊際地走，漫無邊際地想。百貨店的收音機里正在播放一首我爛熟於心的歌，我不想再聽，可是不由自主，我還是放慢了腳步去聽。不由自主，我還是覺到心裡一點一點，有了難以名狀的刺痛。
生養我們的故土
養大我們的故土
不管你發生過什麼……
這幾句歌詞壓過了我的困惑。是啊應該堅定，哪怕對於所發生的一切我還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不要懷疑了，往前看，想想那些為這個國家死去的人，再想想那些未及成年就死去的人。和他們的犧牲相比，你做的又算什麼呢”，我的職業意識在叫喊。
“應該懷疑，應該重新看待一切，這是我們數千年的力量所在。就是為了這個，才有那麼多的人死在耶路撒冷的遠方”，我的自由本性在低語。
兩種對立的聲音在我可憐的腦子裡互不相讓，就像它們在多數海外猶太人身上都曾有過的對抗。生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不會有這樣的心理掙扎。他們聽到的只有第一種聲音。而我們不一樣。除了歷史和傳統，父母還給了我們一樣東西：選擇，他們的選擇，不返回以色列的選擇，不讓我們出生在以色列的選擇。因為他們不想再面對戰爭，宣傳和操縱。並非他們是膽小鬼。他們不過是想要儘可能多一點的自由。
對於我，一個把以色列放在心裡至高無上位置的我，所面臨的種種仍然如此艱難。
2001年2月14日：一輛由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駕駛的公共汽車撞向特拉維夫南城某車站等車的人群。八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二十八人受傷。
我試著說服同伴跟我一起練習Krav Maga，以便改進我們的工作方式。和提拔、獎勵 、退役問題比較起來，我的提議顯得沒什麼實際價值。何況和上司作對得不到任何好處。由於我“黑羊”的特殊身份，我被視作一個不可接觸的人，特別是不能頻繁接觸以免引來上司的責備、懲罰和其他諸如此類的待遇。
每次和同伴聊起“活兒”的時候，我還是一如既往，百般抱怨。
有一天，我很意外地得到了其中一個同伴的回應。原因嘛：他在這次任務中備受“考驗”，剛剛歸隊。在那種情況下真的應該採取行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