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億美元、1931年的397億美元、1932年的269億美元和1933年的242億美元。還應該指出，在過去，國際貿易的最大下降數是7％，出現在19O7…1908年的危機中。
社會影響 這些經濟上的大變動引起了種種相應重大的社會問題。最嚴重、最棘手的是大規模失業的問題，這問題已達到了悲劇的程度。1933年3月，美國的失業人資料保守的估計為1400多萬，相當於全都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國，失業人數將近300萬，在全部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與美國的大致相同。德國的情況最糟，失業人數至少有600萬：工會執行委員會估計，他們的成員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沒有工作，另外還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國由於農業與工業較平衡，受影響最小；這個國家的失業人數從未超過85萬，不過，這一數字並不包括農村地區相當大的未充分就業的人數（東歐一些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的情況更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中，許多工人離開城市，回到已人口過剩的村莊，與他們的親屬共患難）。
如此大規模的失業大大降低了各國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國，也廣泛地存在著苦難和貧窮，尤其是在早期階段，當時受託負責救濟的是一些資金不足的私人機構和地方機構。這是一個排隊領救濟麵包、尋找施粥所、退役軍人在街角賣蘋果的年代。成千上萬的男人，甚至還有些女人，從東岸到西岸來來回回地“偷乘火車”，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為無別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則離開了得克薩斯和俄克拉何馬的乾旱塵暴區，前往加利福尼亞，正如約翰·斯坦貝克在小說《憤怒的葡萄》中所描寫的那樣。
在英國，由於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長期存在著失業，這時的形勢變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是在幾乎沒有機會、沒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一些人痛苦地將他們無目的的生活稱作“活地獄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則放棄了希望，變得聽天由命起來：“任何人現在找到工作的機會都不會比愛爾蘭抽彩中獎的機會多些”。在德國，由於失業者所佔的比例較高，失望情緒更為嚴重，局勢也更為緊張；所有這些最終使希特勒的成功成為可能。也許最悲慘的是東歐農民群眾的命運。雖然他們以往一向過著僅能餬口的生活，但1939年對一個頗能代表東南歐的地區——南斯拉夫德里納地區所作的調查報告揭示，219279個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沒有床，54。3％的家庭沒有任何種類的廁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為地板。從人的方面來說，這意味著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希臘的嬰兒死亡率（一年每一千個活產嬰兒的死亡數）分別是183、144和99，而德國、英國、荷蘭的嬰兒死亡率分別是66、55和37。
政治影響 如此大規模的社會混亂必然產生深刻的政治影響。即便是資源豐富、有著政治穩定這一傳統的美國，在這些年裡也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思想和騷動：由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組成的補助金大軍；專家政治——贊成專家治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發展成農業上的靜坐罷工的農場假日；主張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種建議，其中包括要求豐厚養老金的《湯森計劃》；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休伊·朗的“分享財富”運動，等等。政治動亂的另一表現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2年的選舉中取得了徹底勝利。隨即而來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滿情緒的安全閥的作用，從而有效地使種種極端主義運動歸於無效。
這幾年中，英國和法國的政治發展大體上與美國相同。這兩個國家雖然都遭到了政治風暴的襲擊，但設法在其傳統制度的範圍內經受住了風暴。英國工黨於1929年6月開始執政，但它幾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來越多的失業者發放“失業救濟金”的問題。與此同時，美國金融公司正收回它們的短期貸款，並拒絕考慮新的貸款，除非英國政府採取某些節約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屈服於這些壓力，同意解散他的工黨政府，領導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事實證明，這一政府與勞合·喬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聯合政府一樣，僅僅是為託利黨的統治裝門面，因為保守黨人在內閣中仍佔多數。雖然新政府的組成是為了挽救英鎊，但它立刻放棄了金本位制，於是一英鎊的價值從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採取的保護關稅和對帝國成員國採取的限額優惠貿易待遇是與過去的又一決裂。三年後，年老多病的麥克唐納辭職，讓位於斯坦利·鮑德溫，因此，英國這些年實際上是在保守黨的統治下渡過的，雖然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