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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吸收中國文明
日本甚至比中國更與歐亞其他地區相隔離。很少有旅人抵達日本海岸，因此，它引起許多猜測和神話。如馬可·波羅，儘管他遊歷頗廣，且有甚多的官方關係，然提及日本時，卻只能重複少數謠傳。他寫道：“日本這一大島上的人們，屬白種人，業已開化，且長得漂亮；是些不依賴於任何人的偶像崇拜者，擁有不計其數的黃金。”
較之中國，日本在16世紀歐洲人首次來到時，顯然是一個邊緣國家、一個邊緣文明區。這並不意味著日本人是原始的；實際上，他們已發展起一個複雜的、生氣勃勃的社會。歐洲人剛剛到來時，日本人最初的反應是積極的，有許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隨後，他們同中國人一樣，反抗這些“橫蠻無禮的蠻人”，並事實上斷絕了與後者的一切聯絡。但是，日本人最終認識到，鎖國政策並不可行，遂開始研究西方的方式，並加以改變，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由於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將長久以來一直是他們良師益友的中國人遠遠拋在後面。
就日本歷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顯。這方面，日本列島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相類似。不過，前者較後者更與世隔絕；分隔日本列島和大陸的水域寬115哩，而英吉利海峽僅寬21哩。所以，日本人到近代為美國所敗之前，僅遭受過一次外來入侵的嚴重威脅，那是在13世紀。因此，就日本離大陸的距離來說，近到日本人可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受益，然而。又遠到他們能夠隨意地對外界事物進行選擇和抵制。事實上，日本人對他們從國外輸入的東西具有異乎尋常的敏感性和警覺性。他們雖然被普遍地看作是個借用者民族，但由於它與世隔絕，比起其他任何人口和發展水平大體相似的民族，已獨立地發展起一種其更大部分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移來的蒙古人種，不過，其種族的形成也得力於原先居住日本島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種的蝦夷人，可能還得力於來自南洋群島的馬來人和波利尼西亞人。早期的日本社會由許多部族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襲的祭司酋長統治。將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臺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個鬆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權。其首領成為皇帝，其部族之神被奉為民族之神。
6世紀，中國文明開始大規模地傳入日本，破壞了這種部族組織。自朝鮮傳入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這裡起了同基督教在歐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間所起的一樣的作用。由大陸渡海而來的學生、教師、匠人和僧侶，不僅隨身攜來了新的宗教，還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變革的動力最終導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於645年，試圖仿照中國唐朝，把日本改變成一箇中央集權制國家。按照中國模式，全國劃分成若干國和郡，分別由國司和郡司治理；國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國家議會任命。此外，以天皇的名義，將全部土地收歸國有，分配給農戶。新的自耕農有義務向中央政府納田賦和為國家服徭役；前者取稻米的形式，後者常包括服兵役。
籌劃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為了加強天皇的權力；而且，是在將它們與前部族結構相比較後才付諸實踐的。但實際上，日本天皇遠非一箇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的當然首腦。強大的世襲貴族強行對這種最終導致世襲貴族垮臺的中國式管理施行某些調整。雖然任命官員大概同中國一樣，是在舉行考試、任人唯賢的基礎上進行，但實際上，舊貴族成功地獲取了重要地位和權力。同樣，他們還保留了許多大地產；這些大地產通常是免稅的，成為政府行政體制以外的莊園。這一時期裡，藤原家族徹底實現了兩頭政治即雙重政府體制。他們向天皇提供配偶，擔任高階行政、軍事職務，把持朝政，成為實際統治者。而天皇則過著淫靡奢侈的隱居生活，既不為國家大事所擾，也不接觸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價。他的主要責任是保證皇位後繼有人，傳之無窮。這種兩重政府體制是中國所沒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來的格局持續到19世紀國門被歐洲人開啟為止。
在文化方面，同樣是對中國的模式加以更改。日本人借用了漢字，但發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統。他們借來了儒家學說，但修改了其道德標準、調整了其政治學說，以適合自己的社會結構。他們接受了佛教，但又加以改變，以滿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時，還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們以唐都長安為榜樣，在奈良和京都先後建立了新的京城，但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