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大自然。今天，新環境和新問題使個人的行動和解決辦法無濟於事；它們需要人類採取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與較早的幾個時期大不相同，現在需要的是社會調節和社會控制。這立刻引起了與管轄相對的自由的問題，即以人身自由和個人主動權為一方面、以社會組織和紀律為另一方面的問題。這個問題已是現代社會緊張局勢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將來導致更緊張的局勢。
二、二十世紀的希望
全球的責任 人類今天的危險狀況反映在對當代問題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實，當代問題的數量還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過，對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來說，也都存在著一個希望——一個如果得到承認和鼓勵便有可能給未來留下印記的希望。例如，湯因比曾說道：“人們將記住我們這個時代，這主要不是因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惡，也不是因為它的令人驚訝的發明，而是因為它是自大約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來的第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們敢於認為讓文明的益處為整個人類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這種由全球意識和全球責任組成的觀念的確存在，應該同諸如種族衝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義之類的趨勢一起得到承認。這種觀念是從人們承認對本國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負有責任開始的。遲至1839年，英國議會還只為全國的學校撥款15萬美元，而為照料維多利亞女王的馬匹撥款35萬美元。贊成大眾教育制度的改革者們被指責為危及社會基礎的幻想家。但今天，這同一個英國卻已成為一個福利國家，它承擔了照顧其公民“畢生”福利的責任。
近幾十年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已被擴大到不僅包括本國公民，而且包括全人類。這種全球責任已時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現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它的新奇和意義也被忽視了。但在本世紀初，幾乎沒有人能預見發達國家會每年對外援助幾十億美元。即便這種援助決不是完全利他主義的，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利他主義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就是證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權和安全權、遷移和居住的自由權、財產所有權、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權、教育權、工作權和適當的生活標準。
貧困的終止 今天，不僅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全球責任感，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還存在著履行這種責任的方法。如前所述，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不過，這個問題也有一個希望：消除這一差距的方法的確存在，正有待於利用。由於科學的進步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一目標首次有可能在不損害先進國家的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得到實現。現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大約是4．3％，即400億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長率使美國除能進行國內的社會改革外，還有可能撥出大筆大筆的款項支援窮國的發展。由於其他富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長率，今天，改善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有史以來已第一次成為一個可實現的目標。
這並不是否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餓著肚子睡覺。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於14世紀中葉，當時，歐洲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奪去了生命。這也不同於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萬愛爾蘭人死於飢餓，1876年，500萬印度人餓死。瘟疫和饑荒的這些犧牲品不可能得救，因為人類當時極度缺乏必要的醫學和農業知識。今天，仍有數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犧牲品，但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政治和體制方面的種種障礙。生產能力巨大的、不斷加快的增長正在使人類至少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擺脫有史以來一直在折磨人類的種種災難。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成就，可與農業的發展或文明的到來相媲美。
人類的覺醒 當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覺醒同樣重要，因為這種覺醒是有效地利用技術潛力的先決條件。這種大規模的動盪有許多歷史的根源，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西方思想意識的傳播、現代運輸工具和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以及表明貧窮和苦難不是人類天意註定的命運的富裕社會的影響。因此，爆發了抱有越來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準確地說，爆發了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的革命。這種革命解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63個國家贏得獨立這種驚人的景況。種種“變革之風”確已在史無前例的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來。現在，它們仍在以幾乎沒有衰減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關暴動和革命的重要新聞報道可表明這一點。
一些懷念過去當主人、做老爺的美好時光的人對所有這些騷動和動亂深表遺憾，另一些擔心偏執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