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微妙的公共關係。“這超過了我開始對公關的理解。原來以為公關僅僅是打通媒體，現在發現原來它是一種更大的策劃，目標是對社會的整體影響力，”李嵐在多年以後這樣說。這時候她已是聯想集團企業形象推广部的經理，還是公司成為“奧運會全球合作伙伴”這一過程中的風雲人物，可是說起1988年來，還是興奮異常：“實際上等於是拉選票了。真的是拉選票，這個理念很先進。”    
“聯想式漢卡”得其美名（2）
決定命運的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50個評審委員都在場。聯想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選票才能如願。他們來到會場，還有最後一個機會展示自己的成果。然後一行人走出來，站在走廊上等待訊息，個個緊張萬分，就像罪犯在等待法庭的判決。 5分鐘後訊息傳來，居然成功了。走廊裡一聲歡呼，大家又跳又叫。李嵐倚壁而泣。郭為一頭栽在地毯上，暈將過去。     。 想看書來
市場的“微笑曲線”與公司的“曲線救國”（1）
柳傳誌喜歡用酒來比喻他的海外戰略：當你的名望還不足以和那些世界名牌相抗衡的時候，你只能讓產品質量和工藝都具有很高水平，就像酒中極品“茅臺”，醇香四溢，沁人肺腑，可是你卻只能要求顧客付最低的價格，就像3塊錢一瓶的“二鍋頭”。他又常給屬下講述“田忌賽馬”的故事：在一場必輸的競賽中奪取勝利，奧妙在於用自己的“上馬”去對抗對手的“中馬”，用自己的“中馬”去對抗對手的“下馬”。 1989年年初公司在海外的局面就是這樣。倪光南不分晝夜在香港那間狹小的實驗室裡埋頭設計“286樣機”，讓他的三個助手和他一起熬夜，他希望這能成為繼“漢卡”之後的第二次偉業。這同柳傳志在幾周以前的美國之行中得到的結論完全一樣。個人計算機就像一輪初升的太陽，在美洲、歐洲、大洋州，甚至在東亞的日本和韓國、東南亞的中國臺灣和香港，都已看到她的曙光。個人計算機的年銷售量在20世紀80年代初只有30萬臺，但是到了這10年結束的時候，全世界擁有個人計算機的人已經達到6 000萬。香港聯想一鳴驚人，讓柳傳志不由自主地加快了進入個人計算機世界的步伐。他曾狂熱地設想辦個“美國聯想”，也許就是“矽谷聯想”。可是那次到美國一看，義大利皮鞋陳列在精美的櫥窗裡，開價上百美元，而中國鞋卻隨處亂扔，一雙一元。美國企業大樓的豪華氣派，也同亞洲人的小企業形成對照。他第一次感到“進軍海外”這話說得太大，“聯想實際上依然是一個貧窮的人。一個窮人一開始就要在美國矽谷辦高科技企業是不自量力。”於是他把眼光退回來，希望在自己的家門口和那些富人決一勝負。 他把戰場選擇在香港，而決勝的制高點卻是“微機主機板”和“整機組裝”。就像我們在前邊說的，用1 000萬港元收購一家香港公司的股份，是這場戰鬥的第一個回合；以這家公司為生產基地，開始主機板的設計和製作，是第二個回合。主機板是微機內部包含若干積體電路晶片的電路板，其複雜性在於，它包括了計算機內部幾乎所有最重要的部件：中央處理器、資料儲存器、顯示卡，以及一套匯流排和介面。每臺微機的內部構造都是由若干這樣的電路板構成，並且相互連線。 早期電路板的製作很像照片的顯影，在一塊由樹脂做成的平板上覆蓋銅箔，再塗上一層感光液，將設計好的電路翻印到上面，經過一定的程式，沒有用處的銅膜被腐蝕掉了，然後依靠人的雙手把配件插在電路板的小洞中，用電焊把它們一個個焊接起來。一塊主機板大致包括200多個元件和400多個焊點，這是一個可以計算出來的生產過程，仍以人力佔據主要比例，只需眼明手快就能做好。在計算機行業的整條“利潤鏈”上，這東西不是“制高點”，而是屬於最下游的產品。用臺灣電腦商施振榮宣揚的“微笑曲線”來衡量，“中央處理器”和“作業系統”是處在微機“利潤鏈”的最高階，以下依次是儲存晶片、硬碟和顯示器。主機板的位置幾乎處在最低層，其平均利潤只有1％，至於最後的電腦組裝業，就更低一層（見圖）。 正是因為這個理由，在那些計算機產業最發達的國家中，人們不願意在這裡投入資源和心血。於是這塊骨頭被甩丟擲來。柳傳志是個現實主義的夢想家。他看出這個名堂，決心把自己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和全部的資金放出去一搏，這就不僅是“上馬”對“中馬”，簡直就是“上馬”對“下馬”了，焉能不馬到成功。 聯想歷史的研究者都傾向於認為，這就是中國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