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塊基石，鄧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來祝賀，說了很多高瞻遠矚、熱情洋溢的話，還紛紛為奠基石培土。對於柳傳志來說，這種場面的象徵意義總是大於實際的價值，更何況新生活的召喚近在咫尺—那塊奠基石與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牆之隔。 這房子靠在計算所的東院牆，高兩米，寬三米，頭頂是石棉瓦，腳下是水泥磚。它本來只是個腳踏車棚，現在則成了一群技術人員的棲息之地。由儲物到人居的過程，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物質生活的經典寫照。自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我們的國家已是一個腳踏車的王國，人們有了積蓄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購買腳踏車。在自己的院子邊緣圈出一塊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員工免費停放腳踏車，成為城市裡每個機構的通例，計算所自在其中。此後“文革”結束，百廢待興，人人期待安居樂業，機構迅速擴張起來，“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長大。年輕人開始結婚，中年人遷進戶籍，守衛院子的軍人也把家眷搬進城市，住房短缺漸漸釀成重大的社會問題。在計算所裡，一群急紅了眼的人侵入腳踏車的空間。他們把這腳踏車棚分成一間間方格子，用泥巴摻著蘆葦杆填補四圍縫隙，在東圍牆上打出方洞當做窗戶，在另一面牆開出缺口安裝門框。就這樣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大約40戶人家住在這裡，包括工人、武裝警察，還有像柳傳志這樣年輕資淺的科研人員。 每戶人家擁有一個12平方米的房間，房間的外面還有一個狹窄的過道，可以安放煤球爐、油鹽醬醋、刷牙杯和洗臉盆。那時候大多數北京人沒有自己的衛生間，使用街上的公共廁所和浴室，不論酷暑寒冬、風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齊跑出門去。計算所裡的這群人也有一個公用的水房和廁所。廁所裡有個長坑，深及兩米，上面蓋塊水泥板，誰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計算所東牆根的小區已有相當規模，又有一條狹長的小巷貫穿頭尾，所以被叫做“東郊民巷”。真正的東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鬧中取靜的地方，40年前是外國人的居住區，30年前又成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它在京城百姓的眼裡是富人區的代名詞。現在，計算所裡這一幫科學家把自己的住宅叫做“東郊民巷”，其中的苦澀與達觀，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一聽便知。 柳傳志在1971年住進“東郊民巷”。夫妻兩人自己動手把房間四周糊上報紙，在頂棚架上竹蓆，就把一家人都搬了進來。那是一個快樂的日子。此前他們分居男女宿舍，又在一間大型機房的狹小過廳裡捱過數月時光，如今這腳踏車棚雖然低矮簡陋，但畢竟是自己的天地。 1976年夏天唐山發生地震讓24萬人死去，把那座城市也夷為平地。整個華北驚恐萬狀，京城百姓甚至不敢在晚上走進屋裡，露天而居。以後的幾個星期，一種臨時性的防震棚子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在各個角落生長起來。地震的危險很快過去，但是那種簡易小棚卻激發了百姓內心深處最原始的靈感和創造性。他們把小棚擴大並且加固，讓它成為一種近似永久性的建築。那時候城裡還沒有“違章建築”一說，政府顯然已經發現自己無力解決百姓的居住問題，所以對於民間的自行其是聽之任之。這種潮流也啟發了柳傳志和居住在“東郊民巷”的所有人，大家競相把自己的房子擴張開來。電腦科學領域裡的研究人員現在成了充滿激情的泥瓦工，這在以後很多年裡都是柳傳志和他的夥伴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其中一個情節是柳傳志和李勤合夥去“偷”沙子。李勤後來成為聯想的常務副總裁，在當時則是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師。那一天兩個人推著一輛平板車，到東牆根下裝了沙子又推回來，抹出一座新灶臺，還給自己擴建了一個大約8平方米的廚房。 1984年公司建立起來的時候，柳家仍住在這裡。他在一年以後離開，搬進一處公寓。那棟樓在中關村排序“902”，柳的新房子在12樓，50多平方米，有兩個房間和一個小衛生間。柳傳志夫婦按捺不住心裡的激動，晚上下班之後就爬上去看，房子還在修建中，黑糊糊的，可這兩人看了真是高興。此後又有幾次搬家，每一次都會更加寬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買下“萬泉新新家園”那套300平方米的公寓，已經屬於豪宅。但是屈指算來，這“東郊民巷小屋”他們居住的時間最長，也凝聚了這一家人最多的情感和歡樂。孩子是在這裡出生的，還收養了一個名叫芳芳的外甥女，岳父岳母也從湖南搬來和他們同住。小屋人丁興旺，擁擠不堪。一層床變成了上下鋪，然後又增加了摺疊床—晚上攤開白天收起。那年月發生的一件事，直到今天仍在這個家庭常常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