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慈禧太后召見榮祿。 據當時擔任兵部司官的陳夔龍回憶，28日清晨，御前大臣慶親王奕特在家中密囑他和工部司官鐵良代表其參與審訊，同辦案官員商量設法解脫楊銳、劉光第。這說明連慶王都未聞政變之說，而且已接到一些方面的營救請求，開始做疏通工作。假若此時聽說謀害太后的“大逆案”，他是決不會插手營救的。
閱世空有後死身（6）
約９時，陳、鐵出慶王府。旋聞早晨某京堂封奏，請勿庸審訊，即由軍機大臣剛毅傳諭刑部，將譚嗣同等六人一體綁赴菜市口正法。被殺者，史稱“戊戌六君子”。人們相信，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是告了密的。即便政變不因告密而起，但21日他在天津，還是把有關情況洩露給了榮祿。問題在於，他回到天津時，尚不知道太后會在次日重新訓政。根據常識，訓政之後的告密，在太后看來，雖然也屬揭發，但更是大勢所趨下的“坦白”。坦白固然歡迎，未必會被認同，反而會歸入“腳踩兩隻船”、“首鼠兩端”的另冊。袁世凱日後的境遇是受到信任和提拔，則他的告密應當在訓政之前。比如袁世凱戊戌日記裡就沒有交代他19日的動向，而這也正是他獲悉了康有為政變計劃後的第一個白天，他去見過什麼人呢？有人判斷袁在20日回津之後即向榮祿彙報，22日透過楊崇伊將訊息從天津帶回北京，23日告知慈禧太后，但這種推論沒有史料支援，而在24日捕拿###人物時，也沒有將譚嗣同特別列出，譚在抓人諭旨中的排名，位居四章京第三，不過是作為###人物同案被捕而已。難道這個告密直到27日才由榮祿當面報告太后嗎？這似乎能解釋遲至29日，上諭中出現了康有為“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但沒有細節，也沒有涉及到譚嗣同。近百年來，人們翻遍了故宮檔案，迄今沒有找到一件關於此案的人證物證，因此也就無法真正回答袁世凱何以得到寵信的緣由。或說在政變後的某天，訊息才傳到北京，京津道上，往來之人固然很多，與太后取得聯絡的中轉渠道，可能會是慶王，但我從常識推測，假如慶王聽說了圍園劫後的“大逆案”，又豈能分清誰是真正的參與者，28日他敢佈置人開脫楊銳、劉光第？
其實楊銳是張之洞的人，而非康黨人物。他在入值後的私信中說： “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動。每日條陳，爭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萬不可行之事。兄擬遇事補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見。今甫數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處？擬得抽身而退，此地實難久居”，就是一個證明。而張之洞在聽說楊銳被捕後，致電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要他請軍機大臣王文韶、裕祿出面營救，指出楊與康黨無涉，是另一個證明。楊銳死後，盛昱作《杜鵑行哀楊生也》。詩中有“翻雲覆雨驟雷霆，竟與逆人同日死”；“茂陵遺稿分明在，異論篇篇血淚痕”之句，說的都是當時熟悉內情計程車大夫的看法。這些旁證，使我產生一個疑團：光緒的密詔為何在他手中從15日壓到18日？這期間，楊銳是否對皇帝密詔提出的問題已有建言，比如趕走康有為換取太后的諒解，所以他要看一下皇帝的態度，直至見到17日的明發上諭，他才把詔書抄給林旭。同時，他似乎也應當對朝中大臣有所溝通和作出鋪墊。讓大老們確定他與康黨的區別。他有沒有向誰洩露過這封密詔？此類猜測還可以提出許多。經過百多年來歷史學家的細緻考證，戊戌政變的種種細節，有的開始澄清，有的依然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間。這正是歷史研究永遠吸引後人的原因，所以我們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繼續探究事實真相。當然，有些真相恐怕是永遠也無法搞清楚了。北半截衚衕的北口外，是著名的菜市口，清朝著名的行刑地。那天我出了瀏陽會館後，在菜市口流連了許久。菜市口地處宣南的交通要衝，當年就很熱鬧。史書記載菜市口刑場 “東至鐵門（衚衕）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衚衕北口外止，每逢秋後朝審，在京處決犯人眾多時，由東向西排列。劊子手亦由東向西順序斬決”。這是一種嚴酷的治術。而那時的居民，並不因為挨近刑場而感到晦氣，大家都願意觀賞殺頭的紅差。這又是什麼樣的心理？在中國近代史的浩瀚人物中，譚嗣同是我景仰的英雄。他是在這裡死的。譚嗣同一直被認為是康有為的忠實追隨者，也是個亦儒亦俠的傳奇人物。但從前些年發現的畢永年日記《詭謀直紀》中，我們獲知譚嗣同其實並不支援康氏搞政變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廂情願的思路。而最令人感動的是，當局勢惡化之後，康有為走避了，梁啟超走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