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十年穿梭於中日之間，對近年日本的兩種戰爭態度十分清楚。在日本的一些大書店裡，除了歷史書籍的專欄書架外，這幾年增添了“戰記”的專欄書架，都放在顯眼的位置。“戰記”主要是原日軍官兵的個人回憶錄。“但是絕大部分的‘戰記’都是講當年如何英勇壯烈，而不提軍隊做的壞事和當地老百姓受的害。”王選說。
王選看到，在某個中等城市的書店裡，兩個滿滿的“戰記”書架上陳列著至少300種以上這樣的書，其中只有3本是從揭露戰爭犯罪角度寫的書。這個書店裡有賣《東史郎日記》的，也有日本和平主義者們關於日本侵略戰爭的歷史研究調查著作，這樣的書一共30部左右，是歌頌戰爭的10％。它們被陳列在另外一邊的比較僻靜的歷史專著類書架上。
儘管如此，日本書店的這個10％的書目，還是超過任何一箇中國大書店裡的同類書籍的數目。中國的抗戰研究遠遠落後於日本。
一段確鑿的歷史，卻會因為時間的流逝和講述者站的不同的角度，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這真是一件咄咄怪事。王選的《歷史的共有》一文中說：
“歷史的共有”是日本和平運動提出的一個思想。意思是說“我們日本人不應該封閉在自己的戰爭經歷中，只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我們需要了解日本侵略戰爭給被侵略國家及其人民帶來的災難，我們必須和亞洲，太平洋地區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共有歷史”。歷史的事實最富有說服力，在事實面前歷史只有一個樣子，一種答案，誰都無法篡改和偽飾。
於是大家都在歷史事實上下功夫。搞清歷史，還歷史的本來樣子。
可是人們面臨的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是，亞洲各被侵略國家受害歷史調查、歷史保護和有關歷史研究非常落後。所以歷史都在煙霧之中，它需要去尋找和整理。有時為了搞清楚一項戰爭犯罪及其傷害，比如日軍對東南亞華僑的大屠殺，日本的和平主義者們成年累月地去當地調查。他們調查了日軍侵略足跡所到的國家與地區，中國、韓國、北朝鮮、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馬來亞、新加坡、緬甸、泰國、臺灣等。
回到日本後，他們把實地調查所得結合文件研究，著書製成影片，在日本社會盡可能地廣泛傳播。因為他們的作品要經受多方面的挑戰：一般市民的懷疑，學術界的輕視，右翼的攻擊，所以都是下大功伕力求嚴謹科學，也為了保護其中珍貴的史實。
目前有關這些地區的戰爭犯罪和受害的具有實證價值的歷史研究絕大部分還是出自這群人的工作。在全面趨向保守和右傾的社會潮流中，他們的歷史的真實記錄成為逆流中的砥柱。他們的歷史研究以它們的科學性和學術性在日本各大書店的歷史專著或嚴肅書籍類中佔據著一定的位置。但是實地受害歷史調查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有時是數年的點滴積累，跨國奔波。而日本的和平運動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小人數派”，而狂熱民族主義者，洗刷過的歷史的書籍，自由主義史觀者們杜撰的所謂“國民教育”歷史教材，因為有勢力強大的背景，在數量和發行量上佔壓倒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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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和日本人的臉（2）
細菌戰訴訟就是以訴訟的方式來還原歷史的。它也是一面鏡子，用它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臉。在揭露與掩蓋的較量中，這面多稜鏡折射出了日本人的多重面孔。
就一本日記展開的較量（1）
1993年日本學者吉見義明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查到四本公開的陸軍中央骨幹將校寫的業務日記。這四本業務日記是：
井本雄男大佐業務日記。井本雄男從1939年起任###派遣軍參謀，從1940年起擔任參謀總部作戰課課員，詳細記載了關於細菌戰實施的聯絡調整情況。
金原節三軍醫大佐《陸軍省業務日記摘錄》。金原節三，1941年11月任陸軍省醫事課課長。
大塚文郞軍醫大佐寫的題為《備忘錄》的業務日記。大塚文郞是金原節三的後任，從1943年9月任陸軍省醫事課課長。其日記詳細記錄了對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計劃。
真田穰一郞少將業務日記。真田穰一郞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參謀總部第一部（作戰部）部長。
這是日本學者發現的僅有的關於細菌戰的來自日軍陸軍中央骨幹將校記錄的第一手資料之一。
吉見義明被《井本日記》所記載的內容震驚。因為圖書館不讓影印，吉見義明就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