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作為人的尊嚴。”
最後是王選作意見陳述
“王選是用中文講的，她的語調很輕，但很感人，說到動情處，她哭了。”在現場的徐勇說。
王選的意見陳述（全文）：
我叫王選；1952年8月6日出生於上海；是本訴訟日軍細菌戰六個受害地之一——中國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的原告。
崇山村是我父親的故鄉，1942年，日軍細菌戰引起村子裡鼠疫流行，396個村民死於這場鼠疫。我祖父的家族中死去8個人，我叔叔也死了，當時13歲。
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作為知識青年，從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們在一起生活了近四年。末日般的鼠疫的災難，強姦、搶劫、撒毒、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的兇惡，埋在村民們記憶中的恐怖、悲傷和憤怒，是我，一個農民的子孫，在青少年時代，從他們那兒受到的歷史教育。
1987年，我為學習戰後經濟騰飛的日本模式，來日本留學，先後在日本的三重大學和筑波大學學習。這十年裡，我一面切身地感受：在中國差不多的人都知道的戰爭中日軍的種種暴行，在日本差不多的人都不知道；一面和日本人民一起經歷了日本社會激盪的變化。
1995年8月，戰爭結束五十週年的時候，我和一些去崇山村調查細菌戰受害者的當年日軍後代們，命運般地相會。從那時起，不分四季，與他們並肩一起，去崇山村以及其他細菌戰受害地，進行受害情況調查，研究分析細菌戰的歷史事實至今。
今天，我作為本訴訟108名原告的代表，在此陳述意見。
我們108名中國原告是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浙江省、湖南省進行的細菌戰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家屬。我們以日本政府為本訴訟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為日本國家的責任代表，正式承認細菌戰的歷史事實，向中國人民謝罪，並對這一戰爭犯罪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
眾所周知，五十多年前，日軍作為國家政策實行的細菌戰，在當時即為國際法所禁止的戰爭犯罪，戰爭失敗之前不久，日本政府掩蓋了這一戰爭犯罪。戰後，又由於日本政府和美國對這一戰爭犯罪的掩蓋，在1946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應該受到審判的細菌戰戰爭犯罪，沒有得到審判。但是，正義必定懲罰罪惡。今天，細菌戰的審判在日本首都東京開庭了。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日本的進步。
這場歷史的審判的開庭，是許許多多與中國、世界人民一起堅持反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是許許多多堅持揭露細菌戰歷史事實的日本知識分子、人民以及原日軍有關人員長期以來努力的結果，是我們辯護團努力的結果。中國人民為許許多多日本人民的努力所表明的日本人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精神力量所感動。他們的努力在改變當時日本的國家政策——侵略戰爭所造成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敵對關係，他們的努力是產生帶來和平的真正的日中友好關係的希望。在此，我們作為中國人，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們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作為兩國的歷史，兩國人民應該持有共同的認識為起點，使這場審判成為揭露日軍細菌戰的歷史事實的過程；我們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作為兩國的歷史，兩國人民應該持有的共同認識為目標，使這場審判成為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建立正確的歷史認識的過程。我們主張，日本和中國人民基於歷史事實的，對於戰爭正確的共同的認識，是日本和中國相互理解以及真正的友好關係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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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征途的起點（3）
這場審判從起訴以來，受到日本、中國和世界人民的關注。原因是，這場審判是在審判本世紀最大規模的國家犯罪之一，在審判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殘虐行為。這場審判將在舉世關注之中，越過法庭，越過海洋，越過國境，越過時代，產生影響。所有與這場審判有關的人，在什麼樣的位置上，起什麼樣的作用，都將在歷史上產生意義，在歷史上留下來，受到歷史的檢驗。我們原告團將和辯護團以及支援我們訴訟的日本、中國和世界人民團結起來，伸張受害者作為人的權利和尊嚴，進而維護人類的尊嚴；揭露細菌戰的罪惡，進而維護正義；控訴細菌戰的非人道，進而維護和平。這是我們原告團在這場審判中所取的位置和將起的作用。
我們認為，日本政府在這場審判中唯一應該採取的立場是作為日本的責任代表，正式地承認日軍細菌戰的歷史事實，承擔戰爭責任，向戰爭犯罪受害者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