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力量擊中了我的心，從始到終我的眼淚就沒有斷過。這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能這樣面對自己的罪惡，得有多大的勇氣！”��
極大的惡與至純的善的淬激使王選明白：“我們揭露是為了記憶，而記憶並不是為了恨。我知道當我站在法庭上發言時，王選這個名字已經沒有意義，我也不僅僅是一個原告，我代表的是屈死的靈魂，是人類的正義向邪惡發出聲音。”
漫長征途的起點
王選回憶說：“1998年2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原告代表的《陳述意見》也許是過去的東西了，但它是一封百姓的宣言，記錄了我們純真的熱情和理想；它是我們漫長征途的起點，我們勇敢邁出的第一步。”王選的語調很輕，但很感人，說到動情處，她哭了
1998年2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103號法庭。
王選一身青衣坐在原告席上。
原告總代表王選陳述起訴理由。原告王麗君、胡忠賢作受害證言。
原告辯護律師席上，坐著10名日本律師，領頭的是土屋公獻。
被告席上應訴的是日本政府代理人、日本政府內閣法務省大臣松蒲功派的代表川口泰司、渡部義雄、前澤功、川上忠良、近藤秀夫等五人。
辯護團團長土屋公獻首先陳辭：“爽快地承認以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明確承擔責任，向受害者謝罪，絕不違反日本的‘國家利益’。這是與亞洲鄰國和世界建立信賴關係不可或缺的條件，是用金錢換取不到的巨大的‘國家利益’。所以，作為被告的日本政府不應迴避對是否使用過細菌武器這一問題做出回答。……我強烈地期待本法庭能夠誠實地遵守業已確立的國際法各項原則，認真積極處理數十年前發生的本訴訟案件，恢復受害者作為人的尊嚴。”
接著，椎野秀之律師陳述《731部隊的罪狀》，萱野一樹律師陳述《被告的細菌戰所造成的中國六地區受害》，多田敏明律師陳述《細菌戰犯罪逃避了戰爭責任》，西村正治律師陳述《發現井本日記的重大意義》，鬼束忠則律師陳述《本訴訟案所適用的國際法》，一瀨敬一郎律師陳述《法院應依據事實徹底審判細菌戰犯罪》。
各位律師詳細列舉了日軍對衢州、寧波、常德、江山等地直接實施細菌戰導致鼠疫、霍亂流行，以及由於對衢州實施的細菌戰引起了義烏、東陽、崇山村、塔下洲的鼠疫流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並給原告造成損害的事實。而且用事實證明，侵華日軍731部隊、1644部隊等根據天皇“大陸命（大本營陸軍作戰命令）”和陸軍參謀總長的“大陸指（大本營陸軍部作戰指令）”，在1940年到1942年間多次在中國實施了細菌戰，實際受害地區比本案原告所在地廣泛得多。
漫長征途的起點（2）
在辯護律師陳述之後，來自浙江寧波的胡賢忠講述他家在細菌戰中的受害遭遇。
“我叫胡賢忠，今年六十六歲，中國浙江寧波人。我清楚地記得，1940年10月下旬，塗著太陽旗的日本飛機在寧波開明街上空盤旋，灑下一片淡黃色雲霧。11月初，我姐姐突然頭痛、發燒、臉越變越紅、意識朦朧，同時大腿淋巴結腫大，沒有食慾，最後連水都喝不下去。家人想盡了辦法，姐姐還是死了。姐姐死後不到10天，弟弟、父親相繼染上鼠疫。我弟弟剛死，父親又病重。這時當地全副武裝的防疫人員來到我家，把我父親送進了隔離醫院，從此我再也沒見到父親。沒幾天我母親也染上鼠疫，被送進同一家隔離醫院，最終死在那裡。從八歲起我成了孤兒，備嘗人間悽苦。我從內心裡憎恨細菌戰，不能饒恕731部隊！”
第二個作受害陳述的是來自崇山村的王麗君，她說：“我的家鄉崇山村是一個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村民們勤勞善良，安居樂業。我和父母及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住在崇山村松樹廳附近。最開始是哥哥王煥光和姐姐王福妹感染上鼠疫，然後是姐姐王佛菊和母親也病了。日本兵燒村子那天，哥哥死了，兩個姐姐病得不能動，父親花了好大力氣才把她們從著了火的房子裡背出來。父母和我逃到了田裡。父親用席子給二姐做了張床，因為她還發著燒，其他人睡在地上。可是到了晚上，二姐還是死了。親人死了，家中的財產也都被燒光，無吃無穿，無處居住。正是寒冷的冬天，沒有人敢收留我們，幸虧母親孃家的人有時給我們送點飯。
日本軍隊除了撒放鼠疫病菌以外，還像用動物做實驗一樣，用活著的村民做活體解剖。他們根本不把我們中國人當人看，他們徹底踐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