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窮得吃不起糧食，……老百姓自稱‘幹人’——什麼東西都被榨乾了。三種鹽：闊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窮苦大眾吃黑鹽巴。……
到處都是又黑又爛的茅草屋。玉米稈和竹片編成小門。……老百姓從地主舊穀倉地裡挖掘陳米。和尚稱之為‘神米’——老天爺給窮人的米。“
貴州農村的貧困狀況給農民出身的曾憲輝出了難題。作為幹部，他的任務之一是監督沒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農的財產；然而在貴州東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農。對於少數民族，紅軍又有嚴格的規定。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要十分慎重，因為他們曾經受到漢族地主的殘酷剝削。一九八四年，曾憲輝還記得當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襤褸；幾乎—絲不掛的人們蜷縮在路旁。紅軍把從地主那裡沒收來的衣服分給他們。至於鴉片，曾憲輝記得，當時開啟存放鴉片煙土的倉庫，讓大家全拿走。他說紅軍不需要鴉片。
曾憲輝的回憶也許不完全準確。鴉片在這個落後地區是值錢的東西。有的紅軍戰士回憶說，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當時在貴州，鴉片通常代替貨幣流通。曾憲輝記得很清楚，紅軍沒有銷燬鴉片。他說：“我們開啟地主的庫房讓農民把鴉片拿走，因為這些東西是他們用勞動和汗水生產出來的，是屬於他們的。”
從於都河開始長征之時起，紅軍指揮部裡就出現了緩慢而微妙的變化。損失慘重的湘江戰鬥之後，指揮員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這時毛澤東越來越活躍起來了，他經常周王稼樣和洛甫商量問題；有些將領也悄悄地同毛澤東談問題。越來越多的下級指揮員表現出關切甚至驚恐。很明顯，由於傷亡實在慘重，部隊減員太大，因此重新整編，勢在必行。
周恩來是一個嚴守紀律、性情溫和、有教養的共產黨人。據人們所知，黨的規定凡已形成決議的，他總是堅決執行，從未抵制過。然而，這時他似乎也對李德失去了耐心，這是人們所知道的他對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開始感覺到了這一變化。
紅軍過了湘江進入山區之後，軍事壓力減輕了。兩廣的地方軍隊確信共產黨軍隊不會進入他們的地盤，便掉頭回去了。湘軍似乎只是在紅軍的後衛虛張聲勢地騷擾一番而已。只有薛嶽率領的國民黨嫡系軍隊繼續與紅軍齊頭並進，但他們也避免與紅軍交戰。
一天夜裡，在五嶺苗族縣城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約午夜時分，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被一陣“救火！”，的呼叫聲驚醒了。他聽見火焰發出嘩嘩剝剝的聲響，急忙從床上跳下來，發現周恩來的住房著火了。他幫助周思來離開熊熊燃燒的房屋。這時，街上已擠滿了人。其他領導人也來了，其中有國家安全域性局長鄧發。看來很可能是有人縱火。有三人被抓起來並就地槍決。但在紅軍宿營的苗族城鎮和村莊，每夜都發生神秘的火災。這場大火究竟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放的，始終沒有弄清楚。雙方都利用火災作文章，各方都指責是對方乾的。
代替敵人槍炮威脅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礙：險峻的山巒，危險的河流。還有部隊的極度疲勞，食物的醫乏和少數民族的敵對情緒。紅軍電臺截獲內情報表明，如果紅軍部隊揮戈北上去同賀龍和肖克的部隊會合，就要一路同二十萬或者更多的國民黨軍隊作戰，其中十萬人已在湖南等候。雖然沒有全面清查過人數，紅軍知道自己的部隊已經減少到三萬人左右，這是很危險的。包括非戰鬥人員，總數也超不過三萬五千人。
對這些問題，當時沒有時間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但是當部隊到了位於貴州邊界上的通道縣城時，召開了一次倉促的非正式會議，主要的軍政首腦人物都出席了。
人們通常說通道會議是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根據周恩來夫人的回憶，會議是在城外附近農村某處一家農民的廂房裡舉行的，當時這家農民正在舉行婚禮。李德說，這次會議是領導軍隊的黨的機構——軍事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兩年多以前，毛澤東曾被軍委撤職，而現在，他又被請回來參加會議，並且立即起了主導作用。
討論的問題是，紅軍是否應該繼續按既定的路線向北前進與賀龍會合。關於通道會議，沒有文字記載——或者說，至今尚未發現文字記載。紅軍長征的文字記載在行軍途中很多都已失落，為減輕負擔，他們不得不把寶貴的檔案和器材燒燬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為如此，儘管事情是在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參加者的回憶卻變得越來越珍貴。
長征期間擔任紅軍政治部秘書處主任的徐夢秋，是一位上層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