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書記。此後，她成為上海紡織工會副主席。從一九五八年起，調往上海市總工會。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選施惠珍擔任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工作隊長，顯然經過仔細的考慮。她富有群眾工作經驗，對棉紡廠又熟悉，而與上海國棉十七廠沒有什麼人事瓜葛……施惠珍經歷過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雖說對於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她並不理解，但她憑藉著以往的經驗工作著——按黨中央的指示辦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辦事。
還沒有踏進國棉十七廠的廠門，施惠珍就聽說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廠裡不可忽視的一個人物。進廠之後，她就著手瞭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況。
萬萬料想不到，廠門口的紅色標語還貼在那裡，施惠珍在國棉十七廠還沒有站穩腳跟，就在市委工作隊進廠的第十天，一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廠：《市委工作隊滾回去！貳？
施惠珍讀著大字報，心中暗暗吃驚：工作隊的內部會議，工作隊的動態，大字報的作者怎麼一清二楚？
細細一檢查，施惠珍這才發覺，自己用老經驗辦事，出了個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隊領導之下，建立了“材料組”。這是一個要害部門，負責收集全廠運動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隊員擔任材料組組長，又從廠裡的幹部中抽調幾個人作為組員。按照老規矩，理所當然抽調廠裡原組織科、保衛科人員，其中包括唐文蘭等。她新來乍到，不知道調來的人員之中，好幾個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隊的一舉一動，王洪文都清清楚楚。
工作隊還沒有摸清王洪文的情況，王洪文卻已摸清了工作隊的情況。
“走了個姓孫的，又來了個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裡，向他的夥伴們作出自己的判斷：市委工作隊和廠黨委是一路貨，施惠珍跟張鶴鳴一個鼻孔出氣！
王洪文掉過了炮口，從猛轟廠黨委轉向炮打工作隊……出現在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異常動向，透過工作隊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報告。當時，中共上海市委正忙著向上海重要的單位派駐工作組，聽到上海國棉十七廠裡發出反工作組的聲音，當即引起了注意……上海與北京存在著“時間差”。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六月三日派出第一個工作組——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取代原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領導那裡的運動。劉少奇沿用的是“老經驗”，土改派工作組，“三反”、“五反”派工作組，“四清”派工作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組。從六月八日起，北京出現反工作組的浪潮。七月十九日，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已明確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
然而，北京的聲音傳到上海，並不那麼快捷。正因為這樣，就在毛澤東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第二天——七月二十日，施惠珍帶領工作隊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她壓根兒不知道，工作組已經成了”處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關注著來自北京的最新訊息。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資本。
在競尋文革主任“中敗北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全國各報都在頭版頭條套紅刊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是八月八日經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透過的。這個決定共有十六條，人們也就簡稱之為“十六條”。
熱烈歡呼“十六條”之聲，震撼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王洪文也擠在人群之中，高喊著口號：“誓死捍衛‘十六條’！”“堅決執行‘十六條’！”
王洪文對“十六條”中的一條，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有條件的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顯然，“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人們習慣地簡稱“文革主任”）是一把金交椅。
王洪文反對張鶴鳴、反對施惠珍，就是為了奪取廠裡的大權。如今，“十六條”規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一旦選上了“文革主任”，也就名正言順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頭兒了。
一嘲競馴開始了。
工作隊顯然不會支援王洪文。經過醞釀，二紡車間的車間主任受到工人們的擁戴，被提名為“文革主任”的候選人。
造反派們支援王洪文，提名王洪文作為“文革主任”的候選人。
兩名候選人，其實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不同的力量。用當年流行的話來說，也就是代表著“保”字號與“反”字號。
分歧，也在工作隊內部產生。在一百多個工作隊員中，有三、四個隊員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