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過的道路，卻是發人深思的：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的時候，王洪文不過是一個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幹部；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王洪文居然一躍而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結為“四人幫”，成為“王、張、江、姚”的那個王；一九七六年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王洪文成為僅次於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如果沒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場迅雷般的革命，他會取華國鋒而代之，成為中國的“領袖”。
在“文革”的所有風雲人物中，王洪文是竄得最快、竄得最高的一個。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為了追溯王洪文走過的道路，且把時鐘倒撥……
第二章 初來上海灘
崔家的新女婿一提起上海，浮現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象，要麼是高樓聳立、車水馬龍的外灘，要麼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實，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並非都是那樣的。
只消越過外灘的外白渡橋北行，當那座二十二層的上海大廈（解放前叫“百老匯大廈”）從你的視野中消失之後，你所見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載重卡車成群結隊從馬路上呼嘯而過，長長的、高高的、灰濛濛的圍牆取代了那琳琅滿目、光怪陸離的玻璃櫥窗，高聳著的不是大廈，而是一根根瘦長的煙囪，來來回回的是穿著胸前印著“安全生產”的藍色工作服的人們……那就是上海的東北角——工業區楊樹浦，八十萬產業工人在這裡日夜勞作。
在楊樹浦僻遠的東頭——楊樹浦路終點，有一家規模宏大、歷史悠久的棉紡廠，解放前叫“裕豐紗廠”，解放後成為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人稱“國棉十七廠”。這家工廠擁有近萬名職工，是上海幾十家棉紡廠中數一數二的大廠。楊樹浦路底南北兩側，都是國棉十七廠的廠房。
就在緊挨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地方，有一條短小的馬路。叫做“定海路”。沒有高樓，沒有大廈，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戶十有七八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職工。
定海路一九四號，是一間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個小閣樓。泥地，竹籬笆牆上抹了點石灰，在屋裡吃柿子，隔壁都聽得見。沒有煤氣，沒有自來水——要到“給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這小屋的主人，名喚崔崇嶺。他生於一九一○年，本是江蘇省淮安縣的農民。後來到上海裕豐紗廠當木匠，慢慢地積了點錢，買下這小屋。他娶了同廠女工、同鄉高小妹為妻。他念過初小，略識幾個字。妻子比他小六歲，文盲，在粗紗車間當擋車工。
結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養。夫妻倆擔心老來無靠，便領養了一個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諧音。夫妻倆期望這個大吉大利的名字，會“跟”出幾個“弟”來。
不知是這名字果真靈驗，還是因為高小妹本來就能生育，自從領養了根娣之後，真的“跟”出了弟妹來。
時來運轉。解放後，上海國棉十七廠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於崔崇嶺和高小妹雙雙在這家工廠做工，便分到一間新屋，於是，全家喬遷至幾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著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點房租，輔助家用。
那一帶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擠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裡：小閣樓上住一家。
樓下隔成兩半，前屋住一家，後屋住一家。
崔根娣漸漸長大。從定海路小學畢業之後，就到里弄辦的託兒所裡當保育員，算是個臨時工。每天工資八角。由於託兒所裡差不多都是上海國棉十七廠職工的孩子，後來這個民辦託兒所屬上海國棉十七廠工會領導，於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臨時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嶺來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時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為什麼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兒根娣要結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嶺用一口蘇北話答道。
經崔崇嶺這麼一說，那房客當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後，崔根娣領著一個小夥子前來打掃前屋。那小夥子倒長得眉清目秀。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從口音裡聽得出是北方人。進進出出，他總是穿一件沒有領章、肩章的軍裝，一望而知是個復員軍人。然而，軍服肩上有一根掛肩章用的布條，這小小的布條表明他退伍之前是個軍官——因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