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敵人。戰後，斯大林更加脫離集體，完全是個人專斷獨行，不顧任何人和任何事。……“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絕。他一直沒有下去過，幾十年都是如此。……”赫魯曉夫在歷數斯大林嚴重的個人崇拜錯誤之後，鮮明地號召全體蘇共黨員：“必須布林什維克式地譴責和根除個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敵對，與黨的領導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毫不相容的東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復個人崇拜的一切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
赫魯曉夫所尖銳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個字也沒有涉及毛澤東。但是，由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並不亞於斯大林，他理所當然地對赫魯曉夫產生強烈的反感。
從此，他與赫魯曉夫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毛澤東開始鄭重其事地考慮接班人問題。他一次又一次強凋，嚴防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他絕對不允許在他百年之後，在中國出那麼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也來一個“秘密報告”，痛斥他的個人迷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毛澤東在其中親筆加了一段話。毛澤東明確地強調了“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他指出：“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接著提出了關於“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這五項條件，每一條部把赫魯曉夫作為反面教訓提及了，足見毛澤東對於“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出現的高度警惕：“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夠充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象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有著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象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象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象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毛澤東這一段話中，處處提醒人們，“不能象赫魯曉夫那樣”。
毛澤東終於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據說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批判修正主義”。其實，中國未曾建立過資本主義制度，哪談得上“資本主義復辟”？至於“批判修正主義”，其矛頭仍是指向中國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毛澤東把赫魯曉夫看成“現代修正主義”的總頭目。
在一九六六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案中，毛澤東強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毛澤東晚年異常重視接班人的選擇，這本是作為領袖應當慎重考慮的。可悲的是，他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屢犯錯誤。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革”剛剛興起。毛澤東在與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談話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我們就不怕。
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會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到底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劉少奇比毛澤東小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