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先進事蹟之類報道，幾乎不觸及上海“文革”的實際情況。就在《解放日報》事件爆發的那些日子裡，從《解放日報》上也查不到一條關於《解放日報》事件的報道；兩報“造反”了，再也不顧過去關於宣傳報道的條條框框。一月五日，《文匯報》開創了從未有過的先例——刊登了一張傳單！
這張傳單，題為《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急告全市人民書》。
這張傳單指出：
“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運動初期，他們以‘抓生產’為名，來壓制革命，反對抓革命。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來革命，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就以生產任務壓工人，給我們扣上‘破壞生產’的大帽子。
他們真的是‘抓生產’嗎？不是的。他們是為了保他們自己的烏紗帽，企圖阻撓我們革命。我們戳穿了他們的陰謀詭計，勇敢地起來造反了。
“於是，他們又丟擲了另一種花招，以極‘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詞句，煽動大批被他們矇蔽的工人赤衛隊隊員藉口北上‘告狀’為名，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以達到他們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傳單的末尾，排列著十一個參加起草、簽名的造反派組織的名稱，依次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反到底聯絡總部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首都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北航紅旗戰鬥隊駐滬聯絡站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文革臨委會駐滬聯絡站這麼多造反派組織的名字上了“大報”（那時通常把紅衛兵。造反派等群眾組織辦的報紙稱為“小報”），這是第一次；在“大報”上點了“赤衛隊”的名，這是第一次；在“大報”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執行的資反路線”，這也是第一次。
這張傳單，是元旦凌晨東湖招待所會議的成果。當時由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舒澤池擬出草稿。雖然這份傳單的一些觀點，陳丕顯不盡同意，但畢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號召工人回到工作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產”，所以他從大局出發，還是給予支援。
草稿經過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一月四日，初稿經參加起草的十一個群眾組織修改後，簽了字，送交陳丕顯。陳丕顯當即簽了“同意”兩字，派人送交《文匯報》社作為傳單，印了二十萬份，在上海市廣為散發。
元旦凌晨的會議，王洪文中途“造反”，揚長而去，沒有參加這張傳單的起草。
在傳單寫出初稿時，王洪文正在北京與張、姚密談。
考慮到“工總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組織，而《急告全市人民書》主要是針對工廠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總司”名列第一。簽字時，王洪文還未飛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總司”簽了字。當王洪文飛回上海，聽說耿金章在陳丕顯也簽名同意的傳單上簽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文匯報》“星火燎原”總部看中了這張傳單，決定轉載。他們在一月四日晚上打電話給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宣傳組組長，徵求張、姚的意見。
姚文元接了電話，對那位宣傳組長說道：“我和春橋同志剛回來，事情很多，許多情況不瞭解。看了以後也沒法表態。登不登，由《文匯報》他們自己決定吧。”
既然姚文元說由“他們自己決定”，《文匯報》便把那張傳單推上了一月五日頭版版面。
萬萬料想不到，這張曾遭王洪文反對、受到張、姚冷落、由陳丕顯簽發的傳單，經《文匯報》一刊載，在北京激起強烈的反響……史無前例的三個通令暫且先按下北京的反響不表。
自從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國平來到興國路招待所會見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王洪文全力以赴，忙著在翌日召開的大會。他並不著重發什麼《急告全市人民書》，他所著急的是奪權。
一月六日，上海飄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變成銀白世界。原計劃開十萬人大會，只到了兩萬多人。
主席臺上方，懸掛著紅色橫幅：“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會議由那個“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接連熬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