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王洪文聲稱陳丕顯在“玩弄陰謀”，沒有開完會議，拂袖而去。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書》
“上海的桃子熟了！”
張春橋緊握著王洪文的手，說出了這句話。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張春橋的電話，要他立即進京。當天，王洪文便帶著陳阿大、廖祖康飛往北京，住進聶元梓的據點——北京大學招待所。
一月三日晚，張春橋、姚文元選擇了一個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號《解放軍報》社二樓，與王洪文見面。
上海的桃子，向來是在夏末秋初時節成熟。這一回，張春橋和姚文元卻要在天寒地凍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自從在安亭與王洪文結下“戰鬥友誼”之後，王洪文便成了張春橋手中一顆沖沖殺殺的棋子。在《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總司”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使張春橋頗為滿意的是，王洪文對他總是言聽計從。張春橋對手下的人，向來要求絕對服從，容不得說個“不”字。‘姚文元能夠成為他的親密夥伴，便在於姚文元對他唯命是從。張春橋並不喜歡那種對誰都耍“造反派脾氣”的造反派，而是隻偏愛那種兼具獅子和綿羊雙重性的造反派：對“走資派”如猛獅，在他面前如綿羊。他看中王洪文，不僅僅因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於王洪文的“忠誠”……“上海的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張春橋聽了王洪文關於上海情況的彙報之後，又一次提到了“桃子”問題。自從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把勝利的果實比喻為“桃子”，便使“桃子”成為有著特殊政治含義的水果。向來擅長“活學活用”的張春橋，雖然住在北京釣魚臺，無意於“釣魚”，卻深思熟慮於摘取上海的“桃子”。
姚文元坐在一側，眨著金魚眼，望著第一次見面的“王司令”。在他看來，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幹事似乎理論水平太差了點，顯然沒有喝過多少墨水。
“上海處於歷史的轉折點。”張春橋依然在“高瞻遠矚”地說著，“大亂而後大治。
上海這個爛攤子、亂攤子，陳丕顯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將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資派奪權的歷史性時刻。“
張春橋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資訊：“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飛回上海，投入上海的決戰！”
“太好了！上海群龍無首，正巴望著你和文元同志前來掛帥！”王洪文馬上迎合道。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儘快回上海。”張春橋關照王洪文道，“明天，作為上海奪權的先聲——《文匯報》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權。”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當張春橋、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飛之際，上海乾家萬戶收到了面目驟變的《文匯報》。這張創辦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報紙，原來以孫中山手跡拼成“文匯報”三字作報頭，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換用僵硬呆板的黑體字“文匯報”作報頭。頭版頭條位置，套紅刊登了毛澤東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所寫的那篇著名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重新刊登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潛臺詞意味著對舊《文匯報》的徹底否定和批判。
頭版下半版，刊登了《文匯報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告讀者書》。那是一篇“奪權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革命的同志們：我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宣告：經過一段時期的艱苦鬥爭，從今天起，我們‘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接管了《文匯報》。……”上午十時，張春橋和姚文元飛抵上海。一下飛機，便直奔上海興國路招待所。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撥電話給一箭之遙的武康路二號——原上海市委寫作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賢。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張春橋離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澤東召見……張、姚忙得不亦樂乎：會見徐景賢、郭仁杰、王承龍、朱永嘉等“秀才”；會見《文匯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代表；會見《解放日報》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會見剛從北京回來的“工總司”司令王洪文……上海的局勢劇變。
一月五日，《解放日報》宣告“新生”，開始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這兩家大報落進“革命造反派”手中，佔了輿論優勢。誠如毛澤東所言：“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抓上層建築，先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