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集中精力寫批判工作隊的大字報。這一回，他是為了去北京而請“病假”，萬萬沒想到，他在醫務室一露面，竟意起了那場意外的風波。
當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來到唐文蘭家中。
那是王洪文難忘的夜晚：他的十幾個夥伴，先後悄然來到那裡。王洪文提出的三項建議，都順利地得到透過。他曾說過，這三項建議，都是“歷史性”的。
哪三項建議呢？
頭一條，王洪文以為，造反派必須建立自己的組織，才有力量。
這一建議當即得到熱烈的響應，夥伴們公推王洪文為頭頭，唐文蘭為副手。王洪文為自己的組織，取了一個長達十九個字的名字——“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戰鬥隊”。
如此冗長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實在“略輸文采”。當這個名字在大字報上出現之後，群眾不得不簡稱為“誓死隊”，變得不倫不類。
第二條，王洪文提議赴京上告，告廠黨委的狀，告工作隊的狀。當即有十四個人表示願與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條，以“誓死隊”的名義，寫一封《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這一建議，當然全體透過。
於是，王洪文口授，唐文蘭筆錄，當場寫成這封信。大抵因為王洪文格外喜歡“誓死”的緣故，那封信一開頭就來了四個“誓死”！
翌日——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時，王洪文出現在上海一條鬧中取靜的小馬路東新民路，走到一一五號，那裡是泰山電影院。他的“誓死隊”的十四名隊員，也從不同的路途到達那裡。
到齊之後，他們又分散開來，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擁擠不堪、滿載著紅衛兵的列車，前往北京……當留廠的“誓死隊”隊員們貼出那封《給全廠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王洪文乘坐的火車已經行進在長江以北了。
十月十四日凌晨，在極度的睏乏與極度的興奮交織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十五人，終於隨著紅衛兵洪流，湧出北京站。
北京，擁擠不堪。到處是穿著沒有領章的軍裝的紅衛兵。北京站的長椅上，歪著、躺著的，都是紅衛兵。
到處是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的語錄。高樓上，圍牆上，公共汽車車身上，都刷著“最高指示”。就連腳踏車的龍頭上，也掛著一塊塊“語錄牌”。
上車已不必買車票。因為紅衛兵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就連住學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錢。王洪文一行，當然向紅衛兵“學習”。
下車之後，他們直奔國務院接待站。那裡簡直成了“旅店介紹所”。一聽說是“來京告狀”，工作人員便給王洪文開了一張條子。於是，王洪文一行住進了北海公園附近的北京商業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樓二二二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錢的——“幹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帶著他的“誓死隊”，簡直馬不停蹄。
象朝聖似的，王洪文一夥前往北京大學“取經”。那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誕生地。他渴求一見仰慕已久的聶元梓。她是他當時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張大字報硬要湊齊七人簽名，便是出於對聶元梓的效仿。不過，這時候的聶元梓，已是北京名聲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僅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隊”的頭頭，夠不上聶元梓接見的資格！不過，北京大學校園裡那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那雪花一樣飄舞的傳單，畢竟使王洪文一行大開眼界。
出了北大，來到清華。密密麻麻的大字報，使他們目不暇接。
京棉一廠、京棉二廠，也留下了王洪文串連的腳櫻他向那裡的造反派認真“取經”，因為比起北大和清華來，那裡的經驗更加適用於上海國棉十七廠。
國務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訪的記錄。接待他們的，是那裡的工作人員朱貴玉。他們反映了上海國棉十七廠黨委的“嚴重問題”，反映了那裡的工作隊如何“鎮壓群眾運動”對於王洪文來說，北京之行最為難忘的日子是十月十八日，他平生頭一回親眼見到了毛澤東！
十月十八日，這是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擠進紅衛兵的行列，久久盼望著“幸福時刻”的到來。
當時的報道，記錄了十月十八日那如痴如狂的場面：今天，首都碧空萬里，燦爛的陽光普照全城。當太陽從東方地平線上噴出萬道霞光的時候，英姿煥發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們，高舉紅旗和毛主席像，從四面八方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彙集到和廣場相連結的寬廣大道上。小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