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車，全部停發。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車、貨車，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車送來上千份當天的報紙，上面登著《人民日報》當天的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
報紙變成了手紙，被扔得到處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斷滬寧線二十小時
“中央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亦即“中央文革”），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個小組的組長，是那個自稱“小小老百姓”的陳伯達，顧問是康生，副組長為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
這麼個“小組”，在“文革”中惡性膨脹起來。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這個“小組”成員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此後不久，這個“小組”竟取中共中央書記處而代之，擁有莫大的權力。
陳伯達是個老秀才。毛澤東見了他，不稱“伯達同志”，笑稱“老夫子”。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發之後，上海市委幾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著近視眼鏡，看著上海市委的告急電報。“老夫子”馬上找來副組長張春橋，因為有關上海事務，他必須聽聽這位副組長的意見。
張春橋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報》總編兼社長，也曾當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何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運筆如飛，擬就了一份電報草稿。“老夫子”過目之後，便以陳伯達、張春橋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內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立即會見工人同志，同他們好好商量，希望他們回滬，堅守生產崗位，有問題可以就地解決。有重要問題不能解決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車附近的堆料場，造反隊員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幾輛大卡車從上海趕來。車上裝了一萬五千只麵包，還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組織幾家工廠送來的。
“中央文革”的電報，急速傳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陳伯達、張春橋的電報，心情緊張萬分。因為那份電報表明，“中央文革”並不支援“工總司”北上告狀。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對票，這意味著什麼？
緊接著，大批的電報紛至沓來。這些電報，大都是京滬線各車站發來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發來的。每一份電報，都發出強烈的抗議聲：“目前滬寧全線停車，是上海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製造的。他們任意離開工作崗位，違反十六條所規定的‘抓革命，促生產”的精神，在安亭鬧事，破壞國家經濟命脈，中斷交通。這是一個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們提出最強烈的抗議！“
“中斷交通是造誰的反？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嚴懲一小撮破壞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總司’的壞頭頭，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一份份電報，使王洪文觸目驚心。儘管他把電報撕得粉碎，但是耳邊彷彿響著一片抗議聲。
“首都紅三司”的筆桿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國同胞書》，聲稱“工總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狀的，一切責任都應由上海市委承擔……王洪文看了之後，這才略微定心，叮囑道：“趕快用電話把稿子發到上海，請你們‘首都紅三司’駐滬聯絡站連夜印發！”
夜深，野外寒氣逼人，造反隊員們只得擁擠在車廂裡。一節節車廂，如同一盒盒沙丁魚罐頭。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擠滿了人。
切斷鐵路的時間越長，交通阻塞越發嚴重。滬寧線全線癱瘓。華東地區許多客車停駛。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車，不時拉響汽笛，發出一聲聲尖利的抗議，在夜空中迴盪，此起彼伏。
14次列車上的旅客，斥罵攔車的“工總司”造反隊，罵他們是暴徒，是反革命。夜深，那斥罵聲仍不絕於耳。
14次列車軟臥車廂裡的外賓，也提出了抗議。尤其是幾個蘇聯乘客，抗議的措同更為強硬。
各地的抗議聲不斷傳來——抗議電報，抗議電話，抗議傳單。
上海市委已經一次又一次派人前來安亭，要求“工總司”立即恢復交通。
不少造反隊員也意識到阻斷交通的嚴重性，紛紛要求撤除障礙。“再這麼幹下去，‘工總司’真的會成了反革命！”許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聽說韓哲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