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軍和不同路數的挺進隊，包括國民黨戴笠建立的游擊隊，譬如忠義救國軍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團及縱隊，也包括地下抗日誌士，其中也有老師、學生、記者。
五十七位“八百壯士”，也被塞進了船艙，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國軍俘虜一併被日軍編成了“中國軍人勤勞團”，開往拉包爾。
這時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剛到婆羅洲才幾個月，還正在好奇地熟悉環境。在南投，住得離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選進了第三回“特設勤勞團”，和南投埔里其它三十九個年輕人，正在做離鄉的準備。二十歲不到的男孩，在鄉間成長，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還沒開始，只是在母親憂鬱的突然安靜裡覺得稍微有點不安。他們特別結伴去神社拜拜，然後接受了沿街群眾的致敬；群眾揮舞著日本國旗，人群裡頭也默默站立著自己的父親母親，或者，那心中思慕卻還來不及表白的人。埔里鄉親就這麼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捨的熱淚，也有悲壯的注視和堅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艦很多，他們這一艘運輸艦，目的地是拉包爾。
辜文品後來也老了。六十年以後，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爾的年少歲月，挖洞、埋屍、種菜、搶築碉堡，什麼都做了，難以忘懷的，還是那成千成千的屍體
——炸死的、病死的、餓死的屍體，等著他去火化。因為太有經驗了，他成為專家，單憑“氣味”，年紀輕輕的他就能辨別燒到了人體的哪個部位。心臟，他說，最難燒，往往還要澆上汽油，才燒得乾淨。
66，魂牽
我在看日本戰敗後，拉包爾戰俘營國軍的倖存者名單，一個名字一個名字看下來。
一千五百多人從中國被送到這個島，關進集中營，開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這個俘虜營被登陸的澳軍解放的時候，活著的國軍只剩下七百多個。從南京老虎橋送來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個。
這些倖存者，欣喜若狂在碼頭每天注視著海港，等祖國派船來接他們回家。他們不知道的是，在遙遠的祖國，內戰，已經處處烽火。一個千瘡百孔、焦頭爛額的政府，你要他這時從幾千公里外的叢林島嶼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絕不是第一優先，而且，也很困難——哪裡來的船呢？
他們就繼續在營區裡等待。戰後第一個國慶節到了，他們在俘虜營區四周插滿國旗，貼上標語，照樣升旗，唱國歌，對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這一等，就是兩年。
看著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倖存者名單，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看，這時，臺北《聯合報》刊出了最新發現：在拉包爾幾乎整個被火山覆蓋的叢林裡，找到三座國軍的墳。
龍應臺致國防部長陳肇敏信件的一頁。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燼下面應該有八百個國軍的骸骨。拉包爾啊，隨便哪裡一鍬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的思緒是，一九四三年從南京老虎橋集中營被運到這個有鱷魚的叢林島的那一千多名國軍，可都是像林精武、張拓蕪、柯景星、蔡新宗這個年齡的人啊。死在異鄉，即使是沒名沒姓的集體掩埋於亂葬崗，即使亂葬崗已經被爆發的火山熔岩深深埋滅，這些失鄉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說，當年，是國家讓他們過江過海來到這蠻荒的叢林，讓他們受盡傷害之後無助地倒下，然後任火山覆蓋他們的臉，那麼六十年以後，國家，也可以過江過海牽引他們回到故鄉吧？
我開始尋找倖存者。
67，尋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臺灣岡山空軍官校大榕樹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歲
五十七個“八百壯士”，死了二十一個，剩下三十六個。八十六軍的、新四軍的、地下游擊隊的，一個一個名字歷歷在目。我心想：這些倖存者，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國，祖國卻在熾熱的內戰中，哀鴻遍野，然後是大分裂、大流離；他們之中，一定也有人輾轉到了臺灣，而且，也可能還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茫，我要怎麼找到這個人呢？
發出上天下海的“尋人令”之後兩天，接到電話，“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臺灣。”
在港大的寫作室裡，我忍不住大叫。
什麼樣的時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過山越過海，穿過雲穿過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從南京老虎橋集中營被日軍送到拉包爾戰俘營去做奴工的游擊隊長。
“他意識清晰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