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卻沒有一個人退縮不前，而且許多人還表現出總司令那種過於樂觀的情緒。沃克完全應該意識到在清川江以北他會遇到什麼樣的抵抗。可是，連他也急急忙忙地向總部保證，一旦獲得充足的補給便向前推進，儘管他的種種疑慮，當時根本沒有打消。
五角大樓看到麥克阿瑟把部隊分散成現在這個樣子是不高興的，尤其是在中國大規模干預目前看來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可是，在五角大樓同在戰場上一樣，人們近乎迷信般地敬畏這個非同凡響的軍界人物。因為，在別人都錯了的時候，他往往是正確的。他雖然從未承認有過判斷上的錯誤，但這方面的錯誤也確實很少。所以，有些人認為，想要勸阻這樣一個人，不僅徒勞無功，反面會使他更加固執而狂熱地一意孤行，以此來回敬對他的批評。
五角大樓不久就意識到，麥克阿瑟故意不服從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道具體的命令。這道命令是一九五O年九月二十七日下達的，指示總司令不要在與蘇聯交界的省份或沿滿洲邊境使用除南朝鮮以外的軍隊。在最後向鴨綠江和圖們江推進時，麥克阿瑟撤消了不許使用非南朝鮮部隊的全部禁令，而且，當參謀長聯席會議向他詢問時，他卻說，他的決定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後來，柯林斯將軍對國會的一個委員會說，五角大樓當時是感到擔心的，唯恐麥克阿瑟今後還會不服從其他的命令，招致更嚴重的後果。
但是，不管麥克阿瑟的上級私下來取何種態度，卻無人對麥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對意見。
我說無人，是說除自己之外沒有其他人提出反對意見。我倒是提出了個人的強烈反對意見，但除此而外，我無權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記得十二月三日那個陰鬱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緒。當時，我們正坐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作戰室，進行著長達數小時之久的冗長討論，研究在北朝鮮出現的不祥情況。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大部分時間都參加了討論，但顯然誰也不願向這位遠東司令官下達斷然的命令，扭轉一下正在迅速向災難發展的糟糕事態。然而，責任和權力分明就在這個房間裡。於是，我的良心終於戰勝了我那謹小慎微的心理。獲准發言後，我脫口而出（也許過於直率但卻充滿了感情）：我認為，我們已經把過多的時間消磨在爭論上，我們需要立即採取行動。我堅持認為，對於戰場上計程車兵以及上帝，我們是負疚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們應該對士兵的生命負責，停止空談，付諸行動。可是，從二十個坐在寬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後面繞牆而坐的另外二十個人那裡，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從坐在我後面的一個海軍同僚那裡收到了一張匆忙寫就的“結識你很榮幸”的潦草紙條，我也回了一張表示感激的紙條。
會散了，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離開了房間，聯席會議的參謀長們留下來商量了片刻。我湊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還是西點軍校學員、我任教官時，我就認識他了。同他談話，我無須摸稜兩可、含混其辭。
我問道：“為什麼參謀長聯席會議不向麥克阿瑟下命令，告訴他應該做什麼呢？”
范登堡搖了搖頭。
“那有什麼用？他不會服從命令的。我們又能怎麼樣？”
聽到這裡，我發火了。
“誰不服從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職務麼，怎麼不行？”我大聲質問道。范登堡當時的臉部表情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張著嘴，困惑而驚愕地望著我，接著二話未說就走開了。
以後，我再也沒有機會同他討論此事。
在這種冗長的討論中，讓一己之感情佔據上風而無法自持，這在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為何不用行動代之以空談。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我總覺得，一個指揮官，對於把生命暫時託付給他的人是負有極其重大的責任的，就如這些人對指揮官負有同樣的責任一樣——而且，指揮官的這種責任的部分內容就是保證這些人的生命不至於白白地葬送掉。
好幾位在朝鮮的野戰指揮官在向鴨綠江接近時很清楚前面的危險。因此，他們一面繼續不拆不扣地服從麥克阿瑟的命令，一面盡力防備災難的發生。事實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揮官深謀遠慮，譬如故意降低前進速度，則後來遭到的失敗倒真的會象報紙企圖描繪的那種樣子——徹底的土崩瓦解。
沃克將軍也許較之其每個同僚更加清楚這樣的事實，即在人數上享有巨大優勢的中共部隊可能就在他和中朝邊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