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是兩三人合用一條被蓋，破舊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誰能想象得到，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個白麵饅頭！可以想見，任正非青少年時代是在何種貧困、飢餓中度過的。生活的艱苦以及心靈承受的磨難，成為成就少年任正非性格的別樣機會。
1967年在重慶上大學的任正非，掛念挨批斗的父親，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捱過車站人員的打。步行十幾裡，半夜回到家，父母來不及心疼兒子，怕被人知道，受牽連，影響兒子前途，催促著他第二天一早就返回重慶。分別時父親脫下唯一的翻毛皮鞋給他，特別囑咐：“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學而優則仕’是幾千年的真理。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妹。”＇2＇ 長子任正非知道那臨別囑咐的分量，啃書本、鑽研技術，成了他唯一要做的事情。
如果說，窮困是有大作為的人的第一桶金，那麼飢餓感就是一個人不竭的動力源。飢餓感一旦消失，人的生理動力也就完結了。“憂勞興國，逸豫亡身。”這是人的本性。
為了活下去，任正非創辦公司。在起初的兩年時間，公司主要是代銷香港的一種HAX交換機，靠打價格差獲利。代銷是一種既無風險又能獲利的方式，經過兩年的艱苦創業，公司財務有了好轉。少許好轉的財務並沒有用來改善生活，而是繼續被投進了經營。當時的任正非，與父母、侄子住在深圳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裡，在陽臺上做飯。當時廣東賣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專門買死魚、死蝦來改善生活。
華為選擇了一條充滿風險的、技術自立、發展民族高新技術的實業之路。在當時的中國交換機市場上，大型局用機和使用者機基本來自國外的電信企業及其在國內的合資企業，在通訊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這個行業的風險性。所以，很多人不理解為何華為公司放著唾手可得的錢不賺，卻去勞神耗財地搞科研，“實在太傻了”。然而任正非自有他的一番見解，他認為：“華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技術開發的動力是為了生存。”
任正非曾自我解嘲說，無知使他跌進了通訊裝置這個天然的全球力量競爭最激烈的角力場，競爭對手是擁有數百億美元資產的世界著名公司。這個角力場的生存法則很簡單：你必須首先擁有一支全球力量。而中國五千年來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質和技術素質，都不足以支撐一流的全球化大公司。這個致命的憂患，一點沒有阻擋任正非往前走的果斷。在高科技領域，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才可以自主，才有競爭優勢。為此，十幾年如一日，華為一直拿出銷售收入的10％作為研發投入。投入強度之高，當屬中國公司之最。
存在是意志的產物。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發現，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存在一種與生物基因同等功能的文化基因———米姆（meme；，又譯“迷米”），是米姆推動著社會進化的程序。借用道金斯的發明；我們把華為硬漢們為之奮鬥的觀念稱為“華為米姆”。
“華為米姆”體現著任正非的個人意志。在人們還在為新經濟狂熱的時候，任正非則已經透過泡沫看到這個行業供給無限性與需求有限性之間的永恆矛盾。在這樣的行當，唯有品牌與服務才能留得住客戶。因此，華為十幾年如一日，始終以自主智慧財產權與超值服務為座標。對於任正非來說，做公司不是為了譁眾取寵，不是為了光鮮的排名榜，不是為了做什麼社會精神領袖，更不是為了躋身政府官僚；做公司是一種生存狀態，更是一種服從，他必須忠誠地服從來自客戶、市場、員工的每一個召喚；做公司是惶者生存，永遠有數不盡的危機，永遠面臨倒下去的臨界點；做公司是永遠的謙卑，要牢記著時間的作用，時刻警醒著事物曇花一現的本質。
任正非一定聽到一種神秘的聲音：離開商人唯利是圖這個“一般”，要敢想敢做，要勇於走向孤獨。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業，這是生命充實激越起來的根本途徑，他禁不住這種誘惑。這是他為之戰鬥的觀念與信仰。
一根筋
專注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在《華為基本法》第一條規定：“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裝置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資訊服務業。透過無依賴的市場壓力傳遞，使內部機制永遠處於啟用狀態。”對這一條所包含的東西一直是一個謎。對此，部分《華為基本法》的編撰者，甚至一度熱銷的《華為真相》一書，也沒能言中要津。《華為真相》的作者針對基本法第一條做出結論：“任正非的思想，有時是脫離企業發展目標的，陷入思想家的自我權威陷阱。”其實大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