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很簡單：“所有的榮譽都是集體的，大家都付出勞動，報酬理應每人都有。”
李振聲的生活非常節儉。在實驗站調查時，他與大家吃在一處，從不搞特殊，他深知農民種田不容易，從不浪費糧食。身教重於言教，與他一起工作的許多同事和學生身受感染，最終也把節儉樸素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正如李振聲所說，科研人員能獲得獎勵，需要集體的智慧和團體的配合。也一如他所說“榮譽首先應該歸於集體，沒有集體的艱苦奮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榮譽”。但作為專案負責人，國家在獎勵個人的同時，已經規定了其中的４５０萬元用作科學研究經費，其實就是考慮了集體的貢獻。既然這樣，就該心安理得地收下國家的這份“心意”，不必急著把獎金全部捐獻。否則，獲獎者似乎成了獎金的“中轉站”，獎金有名無實，國家給予的獎勵也失去了其原來的意義。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具有甘於清貧、樂於奉獻的傳統美德，堪為世人楷模。這一點，在李振聲的身上又一次得到充分的體現。的確，按照設獎原則和頒獎目的，個人獎金是完全給予科學家本人的：捐獎誠可貴，不捐亦坦然。有人說：“雖然李院士的行為很樸素，很自然，不含任何‘作秀’的動機，難能可貴，然而他不必慷這個慨……國家科技大獎不是道德上的獎掖政策，似乎不宜以個人道德境界的標準來處置所獲得的獎金，否則就容易使這一政策出現目標偏移的結果。”同樣有網友說：“現在科學家李振聲把獎金公開捐出去了，的確是科學家李振聲的思想高尚，但這樣一來，以後獲得獎金的科學家怎麼辦？對有些想透過合法科研獲利的科學家來說是不公平的，畢竟公民有充分享受到合法權利的自由，社會才會更和諧。”
據瞭解，在參評國家最高科技獎之時，李振聲便不同意為自己申請評獎。“我覺得國家已經給了我很多榮譽。但這是集體的成就，所裡也一直這樣堅持，大家也覺得應該集體參加評獎。”他還說，如果一定要說成績，我覺得自己工作只不過做得比較超前，有一些開創性。
對於社會上爭論他捐獎一事，李振聲說：“我沒覺得把獎金捐出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淡然，沒想到會引起這麼熱烈的反響。”他之所以把獎金捐出去，首先還是因為他取得的成就“確實來自於集體的艱苦奮鬥”，此外“我們都是從艱苦年代走過來的人，習慣了儉樸的生活，沒有什麼過高的物質條件上的要求。子女們收入也很穩定，有這個條件把獎金捐出來。當初決定把獎金捐出去，是很自然的想法，沒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
李振聲：民謠“要吃麵，種小偃”的背後（10）
“我的做法不應該成為先例。”他說，獲獎者把獎金留下用於貼補家用，改善生活，合情合理。如果有的獲獎者本身家裡就有實際困難，“就更應該把獎金留下，安排好生活，才能更好地搞科研”。
記得在２００６年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全球數學最高獎———菲爾茨獎得主之一的俄羅斯數學家格里戈裡？佩雷爾曼拒絕領獎。美國《紐約時報》一篇報道開頭就是“佩雷爾曼，你在哪裡”來表達對這位不追名逐利的天才數學家的敬佩。而紐約州立大學數學家邁克爾？安德森更是高度評價：“佩雷爾曼來過了，解決了問題，其他的一切對於他都是膚淺的。”其實，李振聲的行為何嘗不是如此？
不論社會上如何評說他捐獎一事，李振聲崇高的人格魅力使他成為中國科學家的一面旗幟和榜樣。李振聲，擎起的是知識分子的風骨，高揚的是社會道德的風範，可佩可敬！
知情人視野裡的魅力：“小麥遠緣雜交之父”
“我和李振聲同年生人，小時候天天在一塊玩！”山東省淄博市南謝村的戴立業老人，回想起小時候和李振聲一塊上樹掏鳥蛋時的情景，禁不住笑出聲來。據戴立業回憶，他們十三四歲的時候，村頭有一座廟，廟裡有棵參天大樹，他和李振聲常去那裡玩，還上樹掏鳥蛋。“李振聲比較老實，他爬不上樹，就站在樹下等著，我爬到樹上掏了鳥蛋以後，就朝樹下大聲喊，要往下扔蛋，他在樹下用破棉襖接著，可是樹太高了，鳥蛋落在棉襖裡還是碎了，看著破碎的鳥蛋，我們好一陣心疼。”
後來李振聲在外上學工作，戴立業也參了軍，很少見面，但兒時的友誼使他們久久不能忘懷。李振聲每次回家都要到他的家裡看看，兩人拉拉家常，說說小時候的事情。“雖然李振聲的職務越來越高，但他還是那麼平易近人，看到鄉親總是熱情地迎上去。”
在弟弟李永渚的印象裡，二哥同樣是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