嘔心瀝血，貢獻了生命中精力最為旺盛的大好時光。那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無不飽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那裡的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每一個雕塑、每一幅壁畫，件件都寄託著他的深情。因此，人們讚譽：舒乙“血管裡流動的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血液”，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忠誠的守望者。
“把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一切文學現象都納入現代文學館的視野。”這是舒乙的宏偉抱負。他認為，文學的“敵我分明”的年代已經過去，當年水火不相容的作家現在也可以讓作品共聚一堂。他說：“任何一個作家，都可以把他的作品拿到這兒來。文學館永遠有他一席之地。”甚至“包括禁書、不好的書、毒草，我也要把它收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人“從中知道正面的教訓、反面的教訓”，“這對繁榮文學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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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眾人稱甲的“愛國者導彈”（12）
長期以來，一條臺灣海峽把中國分成大陸和臺灣兩邊，隔絕了兩岸的聯絡。在舒乙主持下，海峽兩岸的文學作品卻毫無隔閡、愉快共享著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座殿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在新館開張時就設立的“卜少夫文庫”。
卜少夫曾經是臺灣《中央日報》的主筆，但他也是著名的文化人、出版家、編輯家。他帶頭把自己所有的藏書都運到北京，捐給文學館。這些書都是臺灣５０年來出版的，是大陸沒有的，包括北京的國家圖書館也沒有。藏書裡面有很多簽名本，包括蔣介石的簽名本。卜少夫把它們捐來，這對研究海峽兩岸５０年來的關係史太重要了。“卜少夫文庫”的設立，在海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東南亞的華文媒體評論說：舒乙用現代文學館“統一”了兩岸的現代文學。
一顆巨星隕落了，一面旗幟倒掉了。“樸實無華自我謙稱小老頭，妙筆生花世人景仰大文豪”，作家李一信書寫的一幅輓聯，形象地描繪出巴金一生的崇高形象。在舒乙的印象中，巴金是個沉默的人，“他甚至不大愛睜眼，垂著眼，但是內心是一團火，他真的要把自己的心燃燒。他是一個特殊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講的他要把心掏出來，高高地舉在頭上照亮，讓天下的窮人能有個光明的出路，能吃得飽，能有房子住。他願意為此獻身”。
與一個好嗓子結緣的“滴溜溜轉”的小男孩“大器晚成”
舒乙的滿腹經綸人盡皆知，其傾城之戀鮮為人知。那是１９５３年暑期，剛滿１８歲的舒乙準備去蘇聯留學，正在北京俄語專修學校培訓。學校裡經常開聯歡會，突然有一天，臺上冒出了一個小巧玲瓏的姑娘———大大的眼睛，兩根又黑又粗的大辮子，樣子甜甜的，很大方、很可愛，小姑娘唱民歌，嗓子衝，一曲陝北民歌《蘭花花》唱得四座皆驚，全場譁然。從此，舒乙知道同學中有這麼一個好嗓子、一個會唱“信天游”的小辮子。
不久，正式赴蘇聯留學。在火車上，同學們又開始表演節目，列車隔著一節一節車廂看不見怎麼辦，大家想出了一個主意，把節目搬進列車廣播室。舒乙的節目是朗誦普希金的詩《一對滴溜溜轉的眼睛》，播音室很小，可音響效果極佳。走出錄音室的舒乙很得意，同學們紛紛指指點點地議論：這就是那個“滴溜溜轉”的小男孩。由此，那個唱《蘭花花》的女孩子順著手指的方向看了舒乙一眼……
後來，他和她被分配到了同一個系同一個專業：林業化學工藝專業。有一天，會唱《蘭花花》的姑娘對舒乙說，系裡派給她一項任務，教蘇聯學生唱中國歌，因為回來晚，她一個人走夜路有點兒害怕，想請舒乙陪同，舒乙欣然應允。
７年後，這個姑娘成了舒乙的妻子，她叫於濱。採訪那天，我們在舒乙家裡見到了這位當年把陝北民歌《蘭花花》唱得四座皆驚的於濱，她正忙著用電腦給舒乙錄入新作。於濱說，他們有３個媒人：駐蘇大使、俄專校長和鶴髮童顏的林業化學系主任老尼貝南。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是舒乙夫婦最幸福的時光，新婚燕爾，事業蓬勃。１９６３年４月又喜得千金。然而，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席捲了整個中華大地，舒乙作為老舍之子更難倖免。一時間，舒乙也被關了起來，有家不能回，母子難相見，３個姐妹也被髮配到天南地北，他親愛的妻子和女兒也被遣往雲南麗江，家破父亡、骨肉離散，舒乙的人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黯淡之中。
舒乙在北京被關押，連上廁所都有幾個人隨從；於濱在邊疆的林場，種樹、開荒。整整１０年，是什麼力量支撐著舒乙？他說那就是愛情，來自於濱的信任、關愛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