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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成立以來，大致都是這麼個辦法，就管理學而言，還算比較合理，搞了兩百多年，也沒出什麼大問題。
考成法一出來，事情就麻煩了。
原先中央下達命令，地方執行，就算執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災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齊，不要緊，政策靈活掌握，明年努力，接著好好幹。
考成法執行後，就不行了，給多少任務，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兩自己補上，補不上就下課受罰。
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齊，連累知縣，知縣收不齊，連累知府，知府又連累布政使，一層層追究責任，大家同坐一條船，出了事誰也跑不掉。
與其自下而上垮臺，不如自上而下壓臺。隨著一聲令下，各級官吏紛紛動員起來，不問理由，不問藉口，必須完成任務。
於是順序又翻了過來，布政使壓知府，知府壓知縣，知縣壓衙役，衙役……，就只能壓老百姓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上級壓下級，下級壓百姓。一般年景，也還能對付過去，要遇上個災荒，那就慘了，衙役還是照樣上門，說家裡遭災，他點頭，說家裡死人，他還點頭，點完頭該交還得交。揭不開鍋也好，全家死絕也罷，收不上來官就沒了，你說我收不收？
以上還算例行公事，到後來，事情越發惡劣。
由於考成法業績和官位掛鉤，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評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許多地方官員開始報虛數，狗不拉屎的窮鄉僻壤，也敢往大了報，反正自己也不吃虧。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報了就得拿錢。於是挨家挨戶地收，收不上來就逼，逼不出來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後期的一個嚴重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些人離開家鄉，四處遊蕩，沒有戶籍，沒有住所，也不辦暫住證，經常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到萬曆中期，流民數量已經十分驚人。連當時的北京市郊，都盤踞著大量流民。而且這幫人一般都不是什麼老實巴交的農民，偷個盜搶個劫之類的，都是家常便飯。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來掃一次，十分難辦。
而這些情況，是張居正始料未及的。
於是申時行毅然廢除了考成法，並開闢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種，社會矛盾得以大大緩解。
廢除考成法，是申時行執政的一次重要抉擇。雖然是改革，卻不用怎麼費力，畢竟張居正是死人兼廢人，沒人幫他出頭，他的條令不廢白不廢。
但下一次，就沒這麼便宜的事了。
萬曆十八年（1590），總兵李聯芳帶兵在邊界巡視的時候，遭遇埋伏，全軍覆滅。下黑手的，是蒙古韃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鬧大了，因為李聯芳是明軍高階將領，韃靼部落把他幹掉了，是對明朝政府的嚴重挑釁。所以訊息傳來，大臣們個個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這幫無事生非的傢伙。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還手，當縮頭烏龜，怎麼也說不過去。而且這事鬧得皇帝都知道了，連他都覺得沒面子，力主出兵。
老闆發話，群眾支援，戰爭已是勢在必行，然而此時，申時行站了出來，對皇帝說：
“不能打。”
在中國歷史上，但凡國家有事，地方被佔了，人被殺了，朝廷總就是群情激奮，人人喊打，看上去個個都是民族英雄，正義化身，然而其中別有奧秘：
臨戰之時，國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動。在這個時候，跟著激動一把，可謂是毫無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還能落個名聲，何樂而不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脫離群眾，群眾就會把你踩死。
所以主戰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時行，就是一個勇敢的人。事實證明，他的主張十分正確。
因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並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韃靼的順義王。
順義王，是當年明朝給俺答的封號，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繼任者。但此人即不順，也不義，好好的互市不幹，整天對外擴張，還打算聯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個蒙古帝國出來和明朝對抗。
對這號人，打是應該的。但普魯士偉大的軍事家克勞塞維茨說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打仗說穿了，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對方聽話，如果有別的方法能達到目的，何必要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