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數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論上，還是能夠過下去的。
不過很可惜，僅僅是理論上。
說起來是那麼回事，一操作起來就全亂套。
因為在實際執行中，各級官吏很快發現，能鑽空子撈錢的漏洞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蘋果，他可以挑三揀四，拿起一個，說這個個頭小，算半個，那個有蟲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說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這還是輕的，最大的麻煩是徭役。因為田賦和人頭稅多少還能見到東西，縣太爺賴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說了，修河堤、給驛站當差、整修道路，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務，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麼誰來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務呢？——縣太爺。
這就是所謂的黃鼠狼看雞了，遇到良心好的，還能照實記載，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撈點好處，你要沒錢，他就大筆一揮——沒幹，有意見？這事我說了算，說你沒幹就沒幹，你能咋地？
事實證明，在當時，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較好的人外，大多數朝廷官員還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鑽，有錢不撈，這個要求實在有點高。總之是一句話，玩你沒商量。
無數的老百姓就是這樣被玩殘的，朝廷沒有好處，全被地方包乾了。
此外，這一收稅制度還有很多麻煩，由於收上來的都是東西，且林林總總，花樣繁多，又不方便呼叫。
比如江浙收上來一大堆糧食，京城裡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聽說西北缺糧食，那就往那邊運吧？一算，糧價還不夠運輸費。那就別折騰了，放在糧倉裡喂老鼠吧。
更頭疼的是，各地雖然上交了很多東西，除了糧食，還有各種土特產，中藥藥材等等，卻沒有多少銀兩，這些玩意放在京城裡又佔地方，還要倉管費，遇上打仗，你總不能讓當兵吃棉花，提幾兩藥材當軍餉吧。
而某些吃飽飯的大臣無聊之中，想了個餿主意，說既然有這麼多東西，閒著也是閒著，不如拿去給京城的官員們發工資，比如你是戶部正六品主事，按規定你該拿多少工資，但到發錢那天告訴你，國家現金不夠，我們現在只能發一部分錢和糧食給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過你放心，我們到市場上估算過，如果等價交換，拿這些棉花絕不吃虧。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幹到頭，就拿著這幾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麼？
必須說明，這絕對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來，明代官員都是這麼領工資的，有時是糧食，有時是藥材，個別缺了大德的皇帝還給紙幣（胡亂印刷的不值錢），早上領工資，下去就去集貿市場兼職小商販叫賣的，也絕不在少數。
國家吃了虧，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間那幫龜孫了。
於是張居正決定，改變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經驗，推出了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內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頒佈統一規定，全國稅收由實物稅變為貨幣稅，明白點說就是以後不收東西了，統一改收錢。
這是一個看上去很簡單的命令，卻有著絕不簡單的歷史意義。
因為從此以後，不管是田賦、徭役還是人頭稅，都有了統一的標準，不是當官的說了算，交上來真金白銀，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再任由官員忽悠。
當然了，根據官員必貪定律，張居正也給大家留下了後路，因為各種物品如糧食、水果、藥材、絲綢，都按照規定折算成銀兩上繳，而折算比率雖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況，適當照顧照顧，從中撈一筆，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於是皆大歡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銀子，老百姓也不用聽憑官員糊弄，貪也好，搶也好，說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過點。官員們好處少了，但也還過得不錯，就這麼著了。
所以事實證明，越複雜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難以執行，王安石就大體如此，一條鞭法雖然看似簡單，卻是最高智慧的結晶，正如那句老話所說：
把複雜的問題搞簡單，那是能耐。
張居正和他的一條鞭法就此名留青史，並長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沒動窩，雍正時期實行攤丁入畝，將人頭稅歸入田賦，才算化三為二（實際上一點都沒減，換了個說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後才正式廢除，而歷史最為悠久的田賦，也就是所謂的農業稅，前幾年也正式得以停徵。
社會主義好，這是個實在話。
張居正乾的第二件事情，其實是由一封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