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擠滿了人，象洪水過後的螞蟻，互相撕咬著、拉扯著，瘸腿斷手地爬進這個危險的城市，在每一條小巷、每一棟房子裡挖坑、刨土，然後跳進去將自己深深掩埋，永遠不得重生。
我堅持要把兩個姑娘送回家，她們說不用客氣，我板起臉，向她們講解社會的險惡：“到處都是壞人，我怎麼放心你們自己回家？”然後批評她們的錯誤：“你們長成這樣子，給社會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咹？上萬頭色狼都盯著呢。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我怎麼能看著犯罪率上升無動於衷？”她們都笑，說就你最象色狼，還說別人。
這年頭的姑娘們都喜歡壞男人，只要嘴皮子靈便，再加上點不要臉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婦女都能生擒。還有一個要點就是不能把自己說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說自己是個壞蛋，她就越關注你的優點。李良在這方面總是不開竅，他身體的檢查結果沒出來之前，有一段時間也想跟我學著泡妞，我帶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我每次都小有斬獲，他卻總是空手而回。我詳細地分析了我們的戰略戰術，發現最大的區別就是：我一開口就承認自己是個色狼，他卻總是跟人講人生、講理想，甚至講共產主義道德。李良啊。
李良沒死。他回學校去了。我剛離開成都，就接到了他的電話，那時車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潤發翻滾倒地，張艾嘉和他兒子在場外失聲痛哭，在跌跌撞撞的頭盔下，看見他異常平靜的眼神，訴說無盡憂傷，“那悲歌總會在夢裡清醒，訴說一點哀傷過的往事，那看似滿不在乎轉過身的，是風乾淚眼後蕭瑟的影子……”旁邊一個鬍子拉茬的傢伙哭得泣不成聲，我心裡跳了跳，對李良說：“你媽的，我還以為你死了呢！”李良輕輕地笑了一聲，說這麼多年了，最讓我留戀的就是我們大學的時光。
畢業前李良在文學社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園》，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誦：
“圖書館總是借不到你想要的書，寢室裡總是有股汗腳味，老大的牆上糊著張曼玉，胸前用鋼筆畫了兩個圈，這是他理想中的愛人；陳重的書架上放著一把大刀，也許有一天他會殺人；王林肚皮上有塊噁心的胎記，他說長這種胎記的人都當大官……
……
我在最後的段落裡熱淚滿眼，青春的序曲還在迴響，而我卻將永遠離開。……無論我將來成功還是失敗，悲傷或者幸福，你都會看到，在我生命的深處，有一個永遠不能抵達的家……“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良永遠都長不大，他總在懷念過去。有一個寓言是這樣的：給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還是先吃小的？我選擇大的，說明我是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一個生活的透支者，雖然吃到的每一顆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卻越來越小；王大頭選擇小的，說明他是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希望常在，卻永遠不能抵達；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個葡萄收藏者。
他在學校裡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光我們宿舍樓的外景就有十四張。我一張張的翻看，每一個細小的場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憶：我們喝醉了酒坐在樓口大聲嚎叫，有時大笑，有時痛哭；我們半夜歸來，搭著人梯翻牆而進，背上灑滿月光；我們在樓前集體合影，唱“讓我們蕩起雙槳，誰來作我孩他娘？”是的，還有趙悅，她那時總站在梧桐樹下，拿著書包和飯盒，等我下樓吃飯、上自習，或者去小樹林裡緊緊擁抱……
毫無疑問，青春是美的，儘管美得那麼殘酷。
李良說我們宿舍還象當年那麼髒，牆上糊著裸女照，地下躺著臭襪子，新一代的大學生還在談論我們當初的話題：詩歌、愛情，還有美好的未來。老大床上睡的是新一代的老大，我的床上住著一個蘭州產的小胖子。見證過我愛情的小樹林剷掉了，現在那裡是一個網球場；教我們寫詩的林老師死了，師母把他的一堆手稿全燒了；留校的張潔生了一個八斤重的兒子，趙悅的好朋友許敏當上了團委副書記，走路都梗著脖子，李良說：“你知道嗎？趙悅懷孕五個月了，許敏說她一定要生下來，誰勸都不聽。”
那一夜，成都下了很大的雨，從秦嶺逶迤而來的黑雲遮住了這城市上空所有的星星。秋風掠過枝頭，樹葉紛紛飄落，或隨水東流，或輾轉成泥，青綠的生命一去不回。府南河邊，孤零零地站著一個年輕人，他拋下雨傘，仰面向天，嘴裡嗬嗬有聲，象是在哭又象是在笑。
在他身邊，車流滾滾而過，喇叭嘀嘀鳴響，路對面的房簷下，一群躲雨的孩子對他指指點點，開懷暢笑。一個俊俏的小姑娘說：“看啊，那裡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