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怎樣想？怎樣說的？也有些人想從丁玲口中得到一些爆炸性新聞，以收到轟動效果。丁玲面對一些陌生的聽眾，不論是政治見解相同者，還是不同者；不論是私下交談，還是在公開場合，她總是侃侃而談：
“我是一箇中國作家，是中國人民的女兒。中國人民的艱難生活哺養著我，使我一生都跟著人民的足跡生活、工作、寫作，六十多年來，可以說是見過一點世面，經過一點風雨。現在我已七十七歲，我只存一點希望：為人民戰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隔絕了半個世紀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們。在美國期間，她會見了三十年代相識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的前妻——尼姆·威爾士女士，還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編英文版《中國論壇》的伊羅生。丁玲也結識了不少的新朋友，接觸了美國社會各種各樣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別關注人的命運，當她無意間看到了曼哈頓街頭的佝僂老人時，丁玲百感交集，紛紜複雜的美國社會在她心裡投下的影子實在難以抹掉。
丁玲在愛荷華停留不到三個月，11月23日她又飛往加拿大，進行短暫的訪問。丁玲是第一位由中國正式派往加拿大的作家。短短的十天，她奔赴蒙特利爾、渥太華、多倫多、威爾匹克等四大城市。1981年歲末，丁玲取道舊金山、洛杉礬、香港，回到北京。
西方世界在她心裡的人和事催促她迅速地拿起筆來，散文《訪美散記》一篇又一篇地連續在報刊上發表。另外，她還寫了《我認識的瞿秋白》、《胡也頻》等振撼人心的作品，發表了《我希望的文藝批評》、《我也在望截流》、《五代同堂，振興中華》等論文多篇。
丁玲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她都不曾停止寫作。但她又不是一個埋頭於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終關注人生、關注社會，她的創作與社會取同一步調。從美國回來後，她的腳步遍及祖國的東西南北中，從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沒有忘記，常常掛在她嘴邊的一句話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後赴天津、瀋陽、大連、長沙及故鄉常德、臨澧講演、參觀、探親訪友。年底，又應雲南人民出版社之約，到昆明、箇舊，景洪等地訪問。1983年4月丁玲應法國總統密特朗之邀，與作家劉賓雁一起赴法國訪問。5月底，又趕往上海，浙江等地訪問巴金，參加馮雪峰學術討論會。1984年6月去廈門、泉州、福州等地參加丁玲創作討論會，憑弔胡也頻故居。10月去湖北武漢、葛洲壩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節，丁玲為了完成《在嚴寒的日子裡》的創作，又到了桑乾河地區的蔚縣，看望並訪問了土改時的戰友，老縣委書記王純。來到桑乾河，好像又回到瞭解放戰爭年代，她打算著：這回可以找回一些感覺，明年無論如何也要把這部書寫完，以完成她後半生的心願。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廣西，接著從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參觀訪問了那裡的工廠、農村、學校，帶著對延安的無限眷戀之情，回到北京，5月又去澳大利亞訪問。
這一段時間，是丁玲創作的豐收季節，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後一個創作高峰，她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毛主席給我的一封信》、《我與戲劇》、《易俗社與西北戰地服務團》、《回憶潘漢年同志》、《回憶宣俠父烈士》等。除構思《在嚴寒的日子裡》的部分章節外，還創作了飽含辛酸，給她帶來巨大災難的兩本回憶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丁玲曾對我們說：“這兩本書無論如何我都要寫完，我寫這兩本書的心態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雖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雖然有風雪，卻是人間。”
1985年7月13日，丁玲終於不堪重負，因病住進了醫院。這次病倒與其說是因為頻繁的社會活動和艱苦創作的勞累，不如說創辦《中國》文學雙月刊的無限煩惱，使她難以承受。《中國》文學雙月刊的誕生是丁玲文學生涯的又一輝煌，也是她生命的歸宿。丁玲從1984年開始籌辦《中國》文學雙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國》文學雙月刊創刊招待會召開，直至1985年春天，《中國》文學雙月刊創刊號問世，花費了多少心血，有誰能算得清呢？申請刊號、編輯部的人事安排、找經費、找房子，到刊物組稿、印刷發行無一不滲透著她的苦心。創刊號上刊載了她親筆寫的報告文學《一代天驕》，她不顧疾病纏身，親自去採訪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體現了她自己對改革的獻身精神嗎？一位八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