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她每天迎接曾參加過農民暴動的四鄉來人，把他們登記入冊。組織交給她的任務是神秘的、光榮的，她的心情是激動的，她覺得工作就是考驗，自己的生命就要從這裡開始。
不久，菡子赴江西南昌，投奔正在集中的新四軍。在一千四百多里、一個月的跋涉途中，敵機跟蹤轟炸，使她看到中華民族的鮮血，想到國家的仇恨，也自我鼓勵：“生活正在開始，不能無所作為地死掉……”她想到的是貢獻。在沿江而行的隊伍中，她年齡最小，但卻是打前站的一個，一路寫示標，使他們贏得了時間。菡子的吃苦、勇敢精神，得到大家的稱讚，暱稱她“小八”（即“小八路”之意）。那次泥水的洗禮，艱難的歷程，第一次給了菡子鍛鍊；每每想起，都興奮不已，並說那彷彿是她一生征塵的縮影。
南昌，光榮的城！就在那裡，由新四軍辦事處決定，菡子參加了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到贛東老蘇區從事宣傳工作，這是她頭一次到群眾中去，像一隻試飛的小鷹，第一次去搏擊風雨。1938年6月，軍事形勢惡化，她回到南昌，透過新四軍辦事處正式入伍。與三十個同伴到達皖南雲嶺軍部，成為新四軍第一代“三八式”女兵，開始了真正的戰士生活。
在皖南山水的懷抱裡，跳動著菡子的心。在戰士的鐵腳踩成的山道上，有她奔忙的腳印；載著歷史的記憶流瀉的山溪裡，有著她年輕的身影。那裡孕育了多少愛情啊，——初戀、友情、真摯的同志之愛，還有與鄉親、房東的生死之交。她挨門串戶，做著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的工作。1939年2月29日，周恩來到皖南視察工作，在軍部禮堂講演，傳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思想，傳達中央的決定和開闢大江南北抗日根據地的決心。那精神鼓舞了“八省健兒”匯成的浩蕩隊伍，也振奮了菡子；那宏亮的、激動人心的聲音，猶如不息的戰鼓，一直響在她的耳畔。
新四軍是一支鐵軍，也是一支文化軍隊，在各部門的領導中，有不少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菡子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創作組裡學習過寫作，而她的老師就是該組指導者、著名作家聶紺弩和詩人（長詩《捧血者》的作者）辛勞；稍後，又有作家丘東平。當時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是詩人，也寫小說，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軍部秘書長兼文委書記李一氓，是創造社的文藝理論家。他們都很重視文藝和宣傳。那時李一氓曾以筆名德謨在《抗敵·文藝專號》上發表社論《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藝術家》，號召在意識、決心、生活、習慣、經歷、觀念或行動上都是前進的、向上的、集體的、有力量的新生的作家藝術家們，為了革命事業，從無名而成名起來，從不成熟而成熟起來。這種環境和條件，加之領導的提倡與重視，就成了作家成長的土壤和因素。 在硝煙迷漫的戰鬥歲月裡，菡子一直堅持業餘文學創作。她“長期深入群眾，與群眾同甘共苦，建立了親密的血肉聯絡，同時領會了民間語言的美妙之處，學會了掌握語言藝術，從而用文學描寫的藝術語言來反映群眾的生活、思想、感情和鬥爭，在文學創作的基本功上下了苦功。”（黃源《前方·序》，載1984年《收穫》第一期）這條艱苦的路，使她的文學創作最終取得了成就。
1939年初，菡子到軍隊裡寫的第一篇小說《幹部地方化——幾個人物的描寫》，經聶紺弩過目，改名為《群像》，發表在黃源編輯的新四軍的《抗敵》雜誌上。在寫作上，作家丘東平曾給她不少指教：“寫戰場，要避開槍炮之聲，主要寫場面、氣氛和情緒；創作要有自己的藝術個性，人家寫過的，你就不要寫……”這些經驗之談，一直是她藝術上的苦苦追求。
菡子轉戰淮南後，擔任戰地服務隊隊長，隨戰鬥部隊出入槍林彈雨之中，積極參與開闢新區，建立人民政權。1942年至1943年，是根據地最艱苦的時期。但她作為新四軍的一名女戰士，堅持參加游擊隊的活動，與戰士同生死，共患難，她編過《前鋒》報，擔任《淮南大眾》社長兼總編、淮南婦聯宣傳部長等職。
戰爭是殘酷的，但是人民和正義以戰爭奪得新生。戰爭的歲月，如同一條長河，一直在她心裡奔騰、閃耀。她多次自豪地說：“我是一個小兵。埋在我心裡最寶貴的東西是兵的生活，是戰士生活的回憶，部隊是我最早的革命學校，偉大的革命戰爭賦予我們藝術生命，在那最艱苦而光榮的時期，我們在黨和部隊的扶持下，拿起了筆的武器。”每當她想起當兵的日子，她就彷彿年輕了許多，思想就又像大戰前夕，充滿了求戰的激情，希望在全體的勝利中，也有自己一份戰果。
戰爭，鍛鍊戰士。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