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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故事生動，語言流暢、自然；所寫的小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寫得恰如其分和恰到好處；把幼年兒童外觀的面貌眼飾和內在的精神世界，如實的描寫出來，使一個個”小人物'的藝術形象，栩栩如生地躍然紙上。“陳伯吹讚揚她用輕鬆活潑、明朗樸素、適合於兒童的風格、筆調，在描繪兒童生活、塑造兒童形象上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杲向真一直是業餘創作，而且都是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的。早先，她愛在荒野無人的小道上徘徊構思作品，可是這樣的地方不多了。由於居住條件差，人多，不安靜，她往往早起躲在洗澡間，在水磨石洗澡盆邊上進行寫作。星期日，她也去北京圖書館，或到龍潭湖邊寫作。她，像一位遠征的戰士，總是不停地跋涉著。
杲向真沒有長時間深入生活的機會。但零零星星的時間，對她來說也頗為寶貴。1957年，她到北京自新路少年犯管教所幾個星期，當時還和小犯人交了朋友；1958年建設十三陵水庫時，在工地生活過兩週；1960年在昌平苗圃生活兩個月；四清運動時到過北京市大興縣農村……她沒有到過國外，在國內只是因為學習或工作的原因，曾涉足南京、長沙、桂林、重慶、成都、天津：杭州等地……她寫作，全靠日常的生活積累。平時她看到的、想到的——孩子們的思想、動作，雖是零碎的，片斷的，她都從不放過，總是把它們記錄下來。她曾說：“深入兒童生活，從兒童的生活和想象中去發掘兒童文學創作的題材，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付出巨大的勞動，必須經常地、細心地體察兒童的生活，並且隨時加以記錄（包括兒童的心理、語言、動作、偶然發生的事情等等）。有時候，兒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片斷，並不能構成寫作的題材，但是這些材料的積累，對於豐富兒童文學的創作，是很有意義的。我自己成為一個兒童文學的愛好者，也喜歡經常記下一些自己的見聞。”（《點滴體會》，1959年《文藝報》第十期）她講她的孩子小林，經常把一塊木片插在皮帶上當做手槍。有一天，他推開房門，一隻蹲在門口的大花貓突然跑開了，小林立刻回過頭來激動地說：“媽媽，大花貓怕我，它當我是解放軍叔叔呢！”杲向真覺得兒子的話很有意思，就記了下來。在《小胖和小松》裡關於手槍的細節描寫和對話，就是由此得到的啟發。文藝創作離不開生活，就像莊稼離不開泥土一樣。“文化大革命”的十餘年，她沒有動筆寫一個字，但卻習慣地積累了生活素材。
1979年2月，她從古城二中回到北京市文聯，在《北京文藝》編輯部工作，恢復了黨籍，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後，她擔任全國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1980年5月起，開始從事專業創作，她把心交給了孩子，楔而不捨地在創作的道路上探索、追求，用理想的光輝和生活的真諦編織動人的故事，先後發表了短篇小說《楓葉紅似火》（1980年3月《北京文藝》）、《火牛兒打鼓）（1981年6月《人民文學》）、《第四個災難》（1985年2月《十月》）、《山鄉之戀》（1990年4月《小溪流》）、《老花匠和左鄰右舍的孩子》（1992年7…8月《小溪流》合刊）等。1980年出版小說散文集《風雨中的小鷹》（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中篇兒童小說《翠玉河傳奇》。種子是不會辜負農人的賜予的，杲向真的播種也得到了可喜的收穫。中篇兒童小說《喜梅和她的老師》1982年由《未來》發表，同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寶井》（安徽人民出版社），小說、散文集《火牛兒打鼓》於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低幼讀物《快樂的小雞》的續篇《咯咯和妙鳴》（1985年，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小白兔上公園》（1985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小狐狸奇奇》（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也是她獻給小讀者的禮物。她也渴望安靜，到西峰寺躲幾天，完成她的長篇小說的構思。之後出版了長篇小說《啊，不是幻影》（1985年，江蘇人民出版社）、《耗子精歪傳》（1991年，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及小說散文童話集《採擷集》（1987年，新世紀出版社）和《幼兒文學選》（1989年，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
中篇小說《翠玉河傳奇》，寫與世遠隔的小小山村的人性人情與道德的完善。那個風光、人情具美的玉確角角，民風承傳，上一代陶冶下一代，使之愈加淳樸。那裡也曾有過兩千年前的將軍到現代的紅軍留下的傳奇。路娃、根寄、耕石和老魁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