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你不是我這裡的隊員了，我宣佈開除你。”這時，一隻皮毛油亮的肥碩大花貓從裡屋跑出來，在他的腿上踏著，豎起又粗又長的尾巴咪咪地叫著。這是醫療隊里人人皆知的他用救濟病人的奶粉喂大的貓。
“你被開除了，走吧！”他下了逐客令。
“不！”杲向真寸步不讓地說，“不用你開除，我不幹了！”
杲向真像自由的鳥兒一樣，高高興興地離開了那個醫療隊。她的感情激盪著，沒想到文藝作品有如此大的力量，竟使人覺得和她寫的小說裡的人物相像，憤怒成這樣！
以後，她一面在中學教書，一面以兒童生活為題材進行寫作。
四十年代初期的桂林，她認為是她在文藝創作上的黃金時代。這時，她認識了邵荃麟、葛琴、聶紺弩、駱賓基等作家，他們都熱情關懷和鼓勵她創作。1943年至1944年，她寫了十幾篇反映舊中國兒童苦難生活的短篇小說，發表在文化供應社出版的《青年生活》和《新道理》上。這些作品，於1949年由文化供應社彙整合冊，取名《帶臂章的人》，以“杲嵐”為筆名出版。
湘桂撤退後，她輾轉到四川，先在達縣省立中學任教一年多，1946年8月，到重慶市立醫院當助產士。在這裡，她接觸了一些同事們的孩子，以小小說的形式寫了《小鷹》等兒童生活故事二十多篇，發表在聶紺弩編的重慶《新民報》副刊上。這時期她還發表散文，並以“萬尼亞”筆名發表詩歌。
在這座醫院裡，她組織了文藝小組，學習進步書刊。1947年1月，重慶市舉行反飢餓、反內戰的示威遊行，她組織醫院的醫務人員捐款、救傷和慰勞。這次募捐的款目和名單登在《新華日報》上，她用的名字是“向嶽”。為此，院長把她調遣到重慶南岸龍門浩蓮花山衛生所去工作，算是對她的懲罰。但在這個“世外”的社會里，她卻找到了真正的生活，接觸了在大城市裡難得遇到的人和事。
這個衛生所在山上的一座廟裡，後院住著被關押的人和許多看管犯人計程車兵。杲向真在那裡只工作了半年，卻勝過了好幾年的生活。她所接觸的不少人的形象，至今還活躍在她的記憶裡：“有一個被打傷了的青年人，每天被看守計程車兵押來換藥。這個年輕人的手指和腳趾都是黑的，現出嚴重的潰爛和膿腫。一次趁看守不在跟前，我問他犯了什麼罪被吊打成這樣，他告訴我他是種地的農民，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他不願打共產黨，開小差被抓住了。他們拴住他的手指和腳趾，臉朝下吊起來往死裡打……在這裡，我也看到了凶煞惡神似的保長。他的老婆難產，但他捨不得花錢送她進醫院，把我找去了。當我說明衛生所沒有處理難產的裝置，勸他立刻把產婦送到醫院時，他竟跳起腳來罵了我許多難聽的話，還說我白拿了公家的錢，我走遠了，還聽得見他站在門口叫罵的聲音……”在那裡，她還見到一貧如洗、無力求醫的老百姓，他們那牲口棚般的住所、飢餓的面色、無助而絕望的眼神……這一切都刺激過她，使她心底原有的樸素的愛憎，變得更強烈。後來，在她發表的《母親》、《母嬰篇》以及《你好啊，故鄉》裡，都有這一時期生活的浪花。
1947年10月，她到了成都，編輯新創辦的一家進步報紙《西方日報》副刊《西苑》，直到該刊被四川反動當局查封為上。她把《西苑》作為鬥爭的陣地，發表了不少作品。這時期她以“向真”的筆名發表小說和散文，以“二丫”的筆名發表雜文，以“高抗”的筆名發表詩歌。
1949年底，她興奮地迎來了成都的解放，開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即到《川西日報》任副刊編輯，並被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吸收為會員。1950年春調到北京，在《學習》雜誌社編輯部工作。195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多年的願望。這年冬天，她到四川渠縣參加農村土地改革運動，進一步熟悉了農民過去悲苦的生活，擴大了視野。1953年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參加張天翼、謝冰心領導的作協兒童文學小組的活動，在創作上，他們給了她許多關懷和愛護。她也一直把老作家陳伯吹視為老師，在給他的信裡說：“雖然你沒有在課堂上給我講課，但是當我在創作的道路上彷徨的時候，是你鼓舞了我繼續前進，當我對創作消沉、失去信心的時候，你給了我熱情的關懷和親切的督促，你是我真正的老師！”
這一年，她在解放後寫出第一篇小說《小胖和小松》。初稿得到了邵荃麟、葛琴的肯定，並鼓勵她多為孩子們寫些東西。當這篇優秀小說在1954年1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