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炎黃子孫的！
有人說琦君不善於寫遊記，這種說法不確切。遊記有各種寫法，有的偏重於寫景，有的偏重於記事，有的偏重於述懷。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無疑偏重於述懷的，但常常與記事寫景結合在一起。她的《西湖憶舊》、《故鄉的江心寺》、《何時歸看浙江潮》，雖是追憶而寫的，實是絕好的遊記。這些地方，她離開了許多年，卻寫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目前，再一次說明她愛之切，憶之深。在她筆下，“西湖似明眸皓齒的佳人，令人滿懷喜悅，古寺名塔似遺世獨立的高人逸士，引人發思古幽情。何況秋月春花，四時風光無限，湖山有幸，靈秀獨鍾”、“令人留連忘返”，“若把西湖秀麗景物移到臺灣，都成奇景”。對於“佔世界風景最佳四大學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學，因為有“千變萬化的錢塘江水”，“我愛之勝於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紅霞中透出，把薄霧染成了粉紅色的輕紗，籠罩著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紗帳裡孩子夢中帶笑的臉……我們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揀石子，夏老師依檻閒吟，詩成後傳誦一時”（《何時歸看浙江潮》）。這簡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鮮活、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故鄉母校遊樂圖。但更引起作者思戀的，是遊子喝了“不忘本土”的“迴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飲江心寺的回頭水，更願此身幻化為井底清泉，迴旋地回到故鄉”（《故鄉的江心寺》）。這種對故鄉熾熱的思念，正是作家熱愛祖國的真誠表現。尤其令人難忘的，作者每看到異國他鄉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國風光時，又會引起豐富的聯想，傾注她對祖國灼熱的愛。如她遊美國愛荷華城時，看到萬縷千條柳絲，隨風飄拂，她就“手牽著柔細的柳條，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陸江南之感。臺灣也有柳，但垂柳沒有這麼柔，這麼長。愛荷華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無限鄉思”（《靜謐的大學城》）。她應邀訪問韓國時，所以“使我驟一見就立刻愛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陸北國又似江南的情調，與亞熱帶的臺灣迥然不同。”在瞻仰漢城故宮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飛簷時，她覺得“彷彿置身於北平故宮中，頓然發思古之幽情”。作家對祖國母親的眷念，是那樣刻骨銘心。在這些篇章裡，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來描述這一切，而是用整個心胸來擁抱這一切，那深沉渾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心絃。
琦君忘不了故鄉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鄉人，忘不了親愛的父母、尊敬的老師、異姓姐妹，甚至長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滿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鑄到每一篇作品裡。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寫一個人，她是一篇文章一個重點，透過許多篇章，集中許多重點，寫活一個真人。這種效果，表現在寫母親時最為成功。如《母親新婚時》，寫母親的愛情和婚姻，她與丈夫雖是“親上加親”，愛情卻發生在婚後，突出母親的嬌羞、溫柔和順從。《母親那個時代》，寫她一天到晚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愛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勞和容忍；《母親的偏方》，敘母親能用各種偏方治病，簡直是一位“全科醫生”，而這一切都是從外祖父那兒零零碎碎學來的，說明母親的聰明幹練；《母親的手藝》表現母親的多才多藝；《母親母親》述母親對女兒既嚴歷又溫和的教育方法；《髻》寫母親的幽怨，因為做官的丈夫把本應給她的愛轉移到姨太太那兒去了；《毛衣》寫母親對女兒的慈愛。《母親的教導》寫母親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導自己的女兒。除了這些專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寫別人的同時，也給母親一些側寫。如寫母親待長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幫阿榮伯成了家，並讓他們夫妻雙雙住進潘家（《阿榮伯》）；她也善待奶媽，把一對金手鐲分贈給奶媽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兒（《一對金手鐲》）；即使對乞丐她也充滿了同情心（《三劃阿王》）。讀者可以從專篇或其他別篇有關的側面描寫中，多角度地發現她勤勞、刻苦、節儉、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和三從四德和舊式婦女的形象，活脫脫地站在我們面前。這種連環畫式的寫法，不啻是對散文藝術的一種創新。對外祖父、老師、阿榮伯的描寫，也採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鬍須》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師，又是義務郎中，對一切人都親切和氣，甚至連螞蟻蟲類都要“保護”，他抓到小偷也不打罵，反而送小偷兩塊銀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歸正。為了“最蹩腳”的戲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帶外孫女頂風冒雪去“捧場”，“拼命拍手叫好”，最後還給戲班子一塊銀元，“讓他們買壺酒，買斤肉暖暖腸胃，天太冷了。”《紅紗燈》則著重透過外祖父因才施教，寓教於樂的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