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2 / 4)

953年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再版)和托爾斯泰的《愛自由的山人》(1952年北師大出版部)。前者原名《將近三年》,介紹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列寧格勒人在德寇將近三年包圍中,不畏艱苦,不怕犧牲,堅守崗位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後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頌了高加索山區的非俄羅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統治時所表現的不自由勿寧死的精神;同時對包括尼古拉一世本人在內的沙俄上流社會的荒淫無恥,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嘲諷。彭慧很推崇這部作品,認為它是托爾斯泰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最高表現。

在從事翻譯的同時,彭慧又以抗戰勝利後蔣管區社會的黑暗,人民的困苦為題,寫了《皮大衣太太)、《馬校長》、《洋外套》等短篇(均載《現代婦女》)。《皮大衣太太》描寫一個小官僚,如何訓練打扮自己鄉下姑娘出身的老婆,打算把她的年輕漂亮當作自己升官發財的手段。這是彭慧根據從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見一對夫婦的真實情況,略加發揮寫成的。《馬校長》刻劃了一個不學無術,對上級阿以逢迎,對學生橫蠻無理的女校長。在當時的教育界,特別是在小城鎮裡,這一類的校長、訓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貧困,揭露了國民黨官員貪汙美國救濟物資的醜行。

這兩年裡,彭慧一家主要靠翻譯寫作為生,經濟相當桔據。穆木天在同濟大學兼點課,算有一點固定收入。每月發薪時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鈔票,卻買不了幾斤米。關於國民黨濫發鈔票,通貨膨脹造成的生活困難,穆木天在《我好像到了一個鬼世界》的詩中曾寫道:

付飯錢的票子堆起來,

比一盤炒飯還高。

我覺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進肚子裡。

結果還是餓。

惡劣的生活條件和緊張的腦力勞動使彭慧病倒了。虧得一些老朋友幫忙,經過一段臥床休養,才得以恢復。

婦女運動,從來是彭慧社會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上海解放前,她除翻譯寫作外,還和曹孟君、鄭倚虹、黃靜文、胡繡楓等一起,開展婦女工作。她還和季洪、宋元、海尼等女文藝工作者一起,以讀書會的名義,學習毛澤東的著作,討論時局。說到高興之處,她們竟會情不自禁地唱起“山那邊喲好地方”並扭起秧歌來。

1948年,在婦女問題上,曾有過一場關於婦女參加社會工作還是應回到家庭中去的爭論。有一種謬論認為,當時有些婦女不甘心從事家務勞動而參加社會工作,因而影響了自身和後代的健康,主張婦女應安於家務勞動。彭慧為此在曹孟君主編的《現代婦女》雜誌上連續發表兩篇論婦女解放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當時許多家庭主婦“不是由於'不甘心'而出來找職業的,乃是由於一家人吃不飽而出來工作的”。她說,當時,“從大學教授、著作家,直到工農大眾,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吃不飽穿不暖的憂慮。孩子既營養不良又失學,是普遍現象”。在這種“整個國家民族沒有健康”的情況下,是不會有婦女和兒童的健康的。她在文章中還寫道:“今天,我們是處在一個從黑暗到光明過渡的時代,想兼顧家庭生活和社會工作的婦女們,她們自己,她們的家庭和孩子,在這不合理的社會里會遭到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要減少這類犧牲,那只有“大家努力,使那個真正男女平等的社會一早日出現”。

1948年的“三八”婦女節,彭慧曾到南京金陵女大,給女學生作報告,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夜間,她和一些女學生睡在一起。與她們徹夜長談,解除她們對共產黨的種種誤解和疑慮,告訴她們,祖國的長夜即將過去,馬上就是天明!

陽光·烏雲·風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特務的威脅,生活的憂慮都成為過去。解放區的天空多麼晴朗,新中國的陽光多麼燦爛!多年的理想變成了現實,彭慧的心清,無比歡暢!夏天,她到北京出席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到長春東北師範大學任教。1950年,又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從1950年到1957年,彭慧翻譯了布賓諾夫的《白樺樹》,結合教學寫了《普希金研究》、《托爾斯泰研究》、《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研究》、《蘇聯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等講稿和論著。從1954年起,她擔任《文藝學習》的編委,為該刊寫了一些介紹蘇聯作家與作品的文章。還寫過一些其他評論。1956年彭慧參加作家參觀團,訪問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陽等地,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幾篇歌頌社會主義祖國新面貌的詩歌、散文。她還不時為青年朋友作有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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