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環上甲冑”，服務於祖國抗日宣傳。
在香港，她結識了雲集港島的許多文化名人，大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她與許地山、喬冠華等人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理事。那時期，她創作力旺盛，工作之餘還發表了不少“嫉惡如仇，浩氣磅礴”的詩歌與散文，人們“經常聽到她對國內反動派及其喉舌，對國際法西斯勢力的嚴詞譴責。”她的沸騰著強烈愛國主義之情的優秀長篇詩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這時發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團烈火；你幾乎不能坐下來讀，它讓你感動、激動、憤怒得坐立不安，讓你淌下熱淚，與敵人拚搏！由於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給她起了一個“外號”——“浩烈之徒”。四個字，概括了楊剛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嶺南大學教授，還和戴望舒等詩人、作家到文協舉辦的暑期文學講習會講課。在《大公報》工作期間，她住在隔海的九龍。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偷襲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夏威夷群島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當九龍已在日寇的鐵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將落入魔爪的時候，楊剛“一心只想著同志，從不理會自己”，在敵人的炮擊下，冒著危險，日夜奔忙，幫助文化界人士及國際友人（如《中國建設》的愛潑斯坦）隱蔽和撤退。最後，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進入東江游擊區，住在陽臺山上的草寮裡，過著艱苦緊張的生活，為青年講授政治經濟學。
不久，楊剛取道韶關、衡陽，到達戰時文化城桂林，繼續主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開展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工作。1942年秋，她作為《大公報》的戰地旅行記者，與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線與福建戰區採訪。沿途多風雨、泥濘，歷盡辛苦、坎坷，寫了不少通訊，展示了東南半壁江山在敵人鐵蹄下的血淚圖畫，記下了敵人的罪行，前方軍民捨生抗敵的熱情，以及“萬木無聲待雨來”的渴盼，預示了敵人的末日，“颯颯秋風，為時不久。”文章結集為《東南行》。
1943年到重慶，仍然主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這時，楊剛的才幹受到周恩來的器重，並開始在他的領導下，以編輯和記者的身分，“同美國駐華使館人員和美國記者聯絡，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語，才華橫溢，議論風生，贏得了國外有識之士的欽佩。”是年冬，日機轟炸福建永安，在那裡中央銀行工作的鄭侃不幸遇難。丈夫的死亡，也曾使這位剛強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畢竟是一位革命戰士，現實要她從痛苦中拔出來，去從事必須為之捐軀的偉大事業。
九
1944年夏，楊剛赴美國留學，併兼《大公報》駐美特派員。那時，輾轉幾個月才到重慶與她團聚的女兒，又不得不同她告別。當時她心裡有個矛盾：是把女兒帶到美國，還是送到延安？她選擇了後者。只有十歲的女兒是十分依戀媽媽的，但也只有流著淚，在機場送媽媽遠行，為媽媽祝福。
在美國，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學萊德克列夫女子學院就讀，選修的課程有小說、批評、1800年後的抒情詩、德語，還參加亨利·傑姆斯、麥爾維爾及德萊塞作品選讀及英文作文。以後，還在哈佛大學本部選修馬蒂遜教授的文藝課程。她很想專門研究現代文學，尤其抒情詩比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並不想拿學位，因此也沒有獎學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賺點錢才能維持學業。她的生活，除了學習，就是進行社會調查、採訪，每天要翻閱許多報紙，然後寫成報導、通訊。她在寫給包貴思的信中說：“我很想了解地球上這部分人們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麼中國可以借鑑之處。我從來不喜歡搞脫離現實的學術研究，我希望兩年以後，我可以說，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這個國家了。”
那時，她積極從事新聞及國際統戰工作，向美國知識界——報界、文藝界及遠東問題專家、學者、華僑、國際友人宣傳中國抗戰情況，爭取他們支援、聲援中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另外，她還參加中國共產黨留美黨員工作組的領導，參與組織中國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當抗日戰爭勝利的喜悅正在中國人的心裡鼓盪的時候，大洋彼岸的楊剛亦喜亦憂，作為一個新聞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戰後中國面臨的形勢：內戰！她利用各種機會和形式向美國人宣傳，揭露華盛頓當局支援國民黨發動內戰。1945年9月3日，她在寫給包貴思的信中說：“說實在的，我對戰爭的結束並不感到特別高興，因為我國人民的命運仍在未定之天。統一應占第一位置，但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