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當作階級敵人批鬥。他們雖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仍是另類，朋友來看望他們，要向隊上報告，連一頓像樣的飯菜也拿不出來，那大概是一生中最難堪的歲月。
彼此也談了些l957年“反右”的根源，以及記敘“反右”始末的幾本書。葉永烈《反右派始末》，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胡平《禪機——苦難的祭壇》，對問題的挖掘一本比一本更深入，在中國，反封建體制的鬥爭仍然任重道遠。毫無疑問，改革開放後復出的右派，絕大多數都重新嶄露頭角，*、錢偉長、錢三強、費孝通、丁玲、王蒙、劉紹棠、從維熙、鄧友梅、高曉聲、邵燕祥……我們身邊也有一長串閃閃發光的名字，他們如果不遭l957年這一劫，不是能作出更輝煌的貢獻嗎？
苗溪茶場人員大換血的熱潮是在1979、1980年間掀起的。先是右派普遍摘帽回鄉，接著是在苗溪被加刑的犯人多系因言罹禍而得到*，然後是准許就業人員和犯人對自己的案件合法進行申訴，大批深鎖在大牆內滿刑多年的就業人員清放回家。這幾種情況匯合在一起，*幾乎走空了，新來者多是“嚴打”進來的刑事犯罪分子。
我離開苗溪不久，田成義、楊俊德、李文富等一批被錯誤加刑的人也相繼*釋放。田成義回到東北，安排在鐵嶺三中校辦工廠；楊俊德回崇慶縣懷遠鎮當農民，和高家山的女社員楊明天結婚，曾送給我一張新婚照；牛立華回重慶某機械廠任高階工程師，後成為山城著名的熱處理專家，自己辦了一家企業，結婚後生了一位絕頂聰明的才女，屢屢跳級，高中未畢業就考入名牌大學，我曾寫過一篇散文《牛老闆和他的才女》。
李盛照落實政策後回到家鄉隆昌，在糧食局工作。他鐵骨錚錚，壯心不改，業餘進行社會與歷史調查，繼續研究人口問題，為有關部門寫內參，提建議，時有驚人之舉。重慶、內江的報紙先後發表文章記述他的往事，如今他年事已高，雖不合流俗，仍可稱為江湖奇人。
盧澤民君離開苗溪後到會東鉛鋅礦子弟中學任教，被評為四川省優秀教師，退休後在郫縣三道堰安家，得一女。上世紀90年代我去郫縣造訪，贈給他拙作《早春的困惑》，他深情地說：“我是你的知音，最能理解你的心境，你說是嗎？”
李莎*後回江油，先在李白紀念館，隨後創辦《江油文藝》，後來調到縣黨史辦，出了幾本黨史著作。他在江油縣是老資格，為一些老同志落實政策不遺餘力，口碑不錯。他和一位有三個子女的寡婦結為伉儷，說：“我太同情她了。”1993年我們在江油時曾見過一面，酒席上，服務員尊稱他為老革命，他憤憤地說：“我是什麼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舉座愕然。
名醫馮樹州回蓉後開私人診所，效益不錯，他贈我不少關於川劇的著作。這位青年時代生活豪華的老人晚年生活儉僕，酒宴後必打包，大概是底層生活的教育使然。
許誠迴天全縣分在科委，辦了一張《天全科技報》，內容翔實，後在雅安定居，為軍大雅安校友會副秘書長，曾編著《雅安地區新聞志》。吳靜回資陽後在縣供銷社工作，一次到蘆山採購篾製品，曾有緣相見。王警文迴天全經商，一度被選為基層人大代表。龍兆榮回四川省人藝一度搞基建，日子過得不錯，仍酷愛讀書，孜孜不倦。
謝選榮、費宇鳴、伍大雲回蓉後經商，善於把握商機，都擁有幸福的晚年。謝選榮君喜古典文學，愛好詩詞曲，善於處事，語言幽默，時有過從。
90年代初，成都的難友們曾在王建墓餐廳歡聚。當年身穿囚衣委瑣不堪的人都成為體面人物，或國家公務員，或高工，或名醫，或律師，或專家教授，或經理，人們殷殷勸酒，慷慨陳詞，夫人們也都互通款曲，一見如故，畢竟是患難相知，彼此直呼其名，所有頭銜、職稱都不存在，只剩下*裸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入，真實而飽滿的生命個體。當大家提起在苦難歲月裡的告密者時，有人一笑置之，不屑一顧，有入憤然作色，大罵“蟲”、“蝦子”，聚會的主持者大概有意未通知這種人，這種人也可能問心有愧不敢與會。
人們默默地悼念在逆境中因飢餓、疾病和*而死亡的難友。可以開列一串長長的名單：蓋蘇文、李玉霖、李耀三、單明興、萬良成、方銀舟、周繼恆……尤令人扼腕嘆息的是身材修長、心地善良、屢遭批判的轉業軍入鄭萬果。1979年春，他經常熬夜為他人寫申訴，身體過於疲勞，一天去山上割牛草，為了割一叢矗立於懸巖上的茅草，挺而走險，不幸失足落於巖下，命喪黃泉。第二天，法院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