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週六下午，聚義堂又做了兩種糕點按人頭分給村民，其中有婉兒愛吃的芝麻豆沙芯麵包。不知是不是該原因，高歌當晚首次夢見婉兒。
夢中的婉兒是在醫院去世前的樣子，拉著哥哥的手不停地叫著哥哥，一直到高歌驚醒。是不是婉兒想吃麵包了？次日早餐後，高歌裝好一個麵包騎馬奔向婉兒墓地。那天，他陪伴婉兒一上午，背靠她的墓碑想著以前婉兒吃麵包的樣子。心在幻想婉兒應該在一個最美的地方，喜滋滋享受著麵包的香甜可口。
沒了婉兒，高歌成了張爺爺張奶奶、師母和曉月姐姐心目中的寵兒。兩老偶爾會關心高虹，也知道不能過多打擾她，高歌每月都會給姐姐五元零花錢。
八五年春節前，張爺爺河南老家的親人來信說，現在家鄉好多了，不再有缺衣斷糧現象，叫他不要再給家裡寄錢。一再叮囑他要多保重身體、安度晚年，最好能抽空帶上嫂子和孫子回家看看，共同祭奠父母。
兩老還是最後一次寄錢給親人過春節，次年暑假期間，由高歌陪同兩老回了一趟河南老家，也是張爺爺最後一次回故鄉。
張爺爺看完信非常開心，笑談今後只為歌兒多存點錢，再娶一個好媳婦。那晚，張奶奶抱住糊紙盒的高歌試探問：“我的兒啊，你今後娶媳婦了，孩子能不能姓張？”
十五歲的高歌馬上回答：“當然要姓張嘛，我都叫張歌呢。”
兩老大喜過望，在家的稱呼也換成了“我的兒”、“寶兒”、“兒子”，再也沒了歌兒的稱呼。
師母和曉月姐也是更加疼愛高歌，師母不知從哪天開始，叫高歌為么兒了。曉月姐經常陪弟弟去妹妹墓地，和弟弟在一起學習和糊紙盒，僅大高歌一歲半的她就學會了織毛衣。一直到現在，高歌身上的毛衣毛褲都不許買現成的，必須由她所織。她的房間一直掛著高歌和婉兒的合影，經常遺憾感嘆：怎麼以前就沒想到拍張照片呢？
興旺村沒有實行承包責任制，和以往幾乎沒什麼區別，整個村一百多年來都是一個團結互愛的集體。1985年春，興旺村改回原名聚義村，儲存的聚義村石碑重新立在村口，拆除的村口牌坊也重新恢復，並在聚義堂舉辦三十多年來最隆重的祭祖大典。聚義堂也摘掉了大會堂牌子，讓遮掩三十多年的“聚義堂”三字煥然一新、重見天日。
村裡所有的時代標語全部清除乾淨，還原聚義村以往的自然面貌，但村委會前還是新寫了一條標語：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努力實現農業機械化。
高歌在聚義堂被正式納入聚義村鄭家第七代後人，名鄭高歌。隨後不久，聚義村也成了德沅市一道歷史景觀，被市政府確定為文物保護地。
1990年初夏，一位廣東收藏家慕名來到聚義村，與師父鄭天乾糾纏了幾天。不知他倆商量了什麼？或是師父給了他什麼？五天後，全村58戶村民每戶來人到村長家領取五千元。一月後，幾輛大貨車將一整套日本進口農機送到了聚義村，當年雙槍時盡顯快捷神速，為村民減少大量的勞動強度。
聚義村在原有基礎上擴大了農機站，繼續實行集體模式。與周邊相比較，唯只有聚義村是整體性的欣欣向榮、生機勃勃。不像其它村，不是因為土地問題就是因為水源問題經常性大動干戈，鬧得雞犬不寧。也怪不得，以前的生產隊長大多隻會喊口號、虛報浮誇，政策變了就原形畢露。好田都是分給自家和親屬，還要霸道佔有公共資源。
透過長輩介紹，高歌知道本村人非常排斥外村人，與四周鄉村井水不犯河水。在聚義村村民眼裡，周邊人就是一群愚昧懶惰、心術不正、忘恩負義的無賴。
聚義村建村時，這些人的先輩就愛聚眾來聚義村敲詐勒索、偷雞摸狗、惹是生非，被痛打後才知道聚義村的人不好欺負，不敢再來滋事，彼此也不再有往來。在饑荒年代，看到太多人忍飢挨餓，村裡出入道義接濟周邊饑民。哪知他們吃完糧食馬上就去公社告黑狀，說興旺村私藏糧食就是欺騙黨，破壞社會主義和破壞大躍進。後來又以各種政治藉口，經常來村裡借牛、借車、借種子、借抽水機等，借到手不是不愛惜就是耍賴不歸還，甚至還偷樑換柱以次換好。
再次給他們教訓後，村長就宣佈和周邊所有村徹底斷絕往來，獨自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絕不允許任何人拖興旺村的後腿。
高歌記得，聚義村總面積約2200畝。1984年農村政策全面放開後，村裡快速恢復糧田600畝，種植玉米和高粱的農田100畝，菜地200畝，還有近百畝果樹林。每年種植一季油菜，一季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