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朝時期朝堂上的事件：
剷除魏忠賢集團
- 崇禎帝朱由檢即位後，深知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危害。他先是按兵不動，穩住魏忠賢，使其放鬆警惕，隨後巧妙利用朝中大臣對魏黨的彈劾，逐步削弱魏忠賢的勢力。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禎帝將魏忠賢貶到鳳陽，後又下令將其逮捕治罪，魏忠賢得知後自縊而死，其黨羽也紛紛被清算，這一舉措使朝政為之一新，崇禎帝也因此樹立了自己的權威。
平臺召對
- 崇禎帝經常在平臺（今故宮乾清門右階下）召見大臣，商討軍國大事。如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帝在平臺召見袁崇煥，袁崇煥誇下“五年復遼”的海口。崇禎帝對其給予了極大的信任和支援，賜尚方寶劍，讓其便宜行事。但後來袁崇煥卻因擅殺毛文龍等事，引發了崇禎帝的不滿和猜忌。
己巳之變
- 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後金皇太極率軍繞過山海關，從龍井關、大安口等長城隘口進入關內，直逼北京。袁崇煥率軍星夜馳援，在北京廣渠門、左安門等地與後金軍展開激戰，擊退了後金軍。但皇太極利用反間計，使崇禎帝懷疑袁崇煥與後金有勾結，將袁崇煥下獄，後袁崇煥被凌遲處死，這一事件對明朝的軍事和人心都產生了極大的衝擊。
黨爭不斷
- 崇禎朝時，東林黨與閹黨餘孽、其他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仍在繼續。各方勢力為了爭奪權力和利益，互相攻擊、彈劾，導致朝政混亂，許多政策難以順利推行。如溫體仁、周延儒等內閣大臣與東林黨人之間的爭鬥，使得朝廷內部矛盾重重，嚴重消耗了明朝的統治力量。
籌餉與加徵三餉
- 為了應對遼東戰事和國內的農民起義，明朝政府需要大量的軍費開支。崇禎帝在朝臣的建議下，先後加徵了遼餉、剿餉和練餉，即“三餉”。這一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但卻給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加劇了社會矛盾，進一步激發了農民起義的爆發和蔓延。
南遷之議
- 崇禎十七年（1644年），面對李自成起義軍的步步逼近和清軍的威脅，朝廷中有人提出了南遷南京的建議。但由於崇禎帝猶豫不決，又擔心承擔放棄宗廟社稷的責任，加上朝中大臣意見不一，南遷之議最終未能成行。這一決策使明朝失去了在南方重建政權、延續國祚的機會，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楊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策略
- 崇禎十年（1637年），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農民軍策略。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合為十面之網，企圖一舉消滅農民軍。這一策略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張獻忠曾在谷城受撫，但後來農民軍勢力再次壯大，此策略最終失敗。
陳新甲議和事件
- 崇禎十五年（1642年），明朝在松錦之戰後，面臨清軍巨大壓力，崇禎帝密令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軍議和。陳新甲派使者與清軍接觸，雙方初步達成一些協議。但因陳新甲不慎將議和之事洩露，引發朝中大臣紛紛彈劾，崇禎帝為了平息眾怒，將陳新甲處死，議和之事也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與清軍暫時休戰的機會。
孫傳庭戰死
- 孫傳庭是崇禎朝的重要將領，多次與農民軍作戰。崇禎十六年（1643年），孫傳庭被崇禎帝催促出潼關與李自成決戰。孫傳庭雖深知時機不成熟，但無奈君命難違，只得率軍出征。在郟縣之戰中，因天降大雨、糧草不濟等原因，明軍潰敗，孫傳庭戰死。孫傳庭的死使明朝失去了最後一支有較強戰鬥力的軍隊，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吳甡督師南遷受阻
-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崇禎帝有意讓吳甡督師江南，護送太子前往南京，為明朝留後路。但吳甡因與朝中大臣有矛盾，且對局勢悲觀，拖延不赴任，後在崇禎帝嚴令下才勉強出發，又因各種原因行動遲緩。最終，吳甡還未到達南京，北京就已被李自成攻破，這一計劃宣告失敗。
崇禎帝自縊與明朝滅亡
-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入北京，崇禎帝朱由檢在煤山自縊身亡，明朝滅亡。崇禎帝在臨死前，還在朝堂上鳴鐘召集大臣，但無一人前來，凸顯出明朝末年朝堂的分崩離析和人心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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