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的反思，崇禎帝對地方士大夫的放權而導致的稅收徵不上來、國無餘財，足夠讓太祖和天佑帝保持警醒了。
這樣的軍制和財稅體制下，京營由同內府皇商關係密切的江南勳貴把持，這一情況在嘉祥帝時期達到巔峰。
而九邊則被元從系和西南系勳貴控制，同京營形成制衡，最為重要的火器、大炮除薊遼外的九邊只是少量裝備，其餘大多歸屬京營。
最後京城到江南的運輸線由漕運總督衙門控制，國朝初年的勢力劃分得以最終形成。
大概是這麼個大概，但在北方會形成節鎮主要是因為得天下後兩系勳貴的勢力最大，皇帝不得已地放任，讓他們圈地自肥。
這樣的政策沒有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北方巨大的國防軍費開支超出了北方地方經濟承受範圍。
本朝的做法只是將中央財政劃撥的物件主體從九邊軍鎮改為了地方政府，而由於南北空間距離上的遙遠所造成的損耗成本隨著時間演變只會越來越高，導致收支失衡、財政破產。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下手，一是徹底消滅邊患，後金和喀爾喀蒙古；二是想辦法發展邊地經濟，不求實現自給自足，最少也要減輕國防開支的壓力。
第一點已經在做了，第二點到目前為止都有問題。
但第二點卻是最為核心，不然明末悲劇還會再現，明末出現了一個十分惡劣的現象——南北分裂。
崇禎帝時三餉的攤派將這一現象體現了淋漓盡致。
三餉指的是遼餉——應對後金入侵但軍餉不足的賦稅，又叫“九厘地畝銀”，簡稱“九厘銀”；剿餉——鎮壓農民軍的軍費；練餉——為了訓練邊兵、鄉兵而徵收的賦稅。
三餉在當時看來都是必須的，從皇帝統治的角度講。但南方士人、官員對從哪裡徵這筆錢是有異議的，他們主張按全國土地進行平均攤派。
這個騷操作簡直是狗屎。這一操作的理由是南方已經承擔了比北人更重的稅賦，所以在三餉上應當平均分攤。
結果這一操作直接將北方的民眾推向了農民軍和後金女真。
因為其無視了北方民眾在天災、後金入侵、流民作亂的接連打擊下，根本交不起這筆錢，更不用說交的是“九厘銀”。
北方根本不產白銀，天下白銀首在江南，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兩銀子在南北方的購買力簡直是天差地別，相應地一兩銀子的稅賦落在南北民眾身上的負擔也是天差地別。
對於南方士人而言，大明的滅亡導致他們無憂無慮的富裕生活消失了，所以才多有哀悼。
但在同一時空下，彼時江南士人在江南享受榮華富貴、動輒聚會百人千人，連秦淮河都裝不下這幫王八蛋的奢靡無度的時候，北方民眾卻在易子而食，你覺得這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嗎？
所以後來江南反抗後金統治的時候，由前明北方軍隊改編而來的綠營兵，在屠殺江南人方面毫不手軟，甚至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
最搞笑的是當明朝統治結束的那一刻，江南士人所依附的國家機器垮臺後，江南的奴隸開始反抗這些士人的統治、摧毀他們的田地財富的時候，這些飽讀詩書、自詡華夏計程車人立馬向他們眼中的狄夷卑躬屈膝，跪舔至極。
當然後來江南士人之所以又開始懷念明朝，是因為後金開始向他們徵收在明朝統治時期拖欠的賦稅，而他們根本交不起.........
以至於出現了拋家舍業的現象，這和他們痛恨的流民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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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的現象可以理解為江南士人作為國家統治階層，在這一國家機器面臨崩潰的情況下從國家的主人退了一步，退到江南的主人。
這很正常，歷代封建王朝統治結束的時候，地方割據勢力都有抬頭的跡象。
有因必有果。
相較於北方民眾迫於生存的無奈，江南士人的前後一系列行為可以用前倨後恭、厚顏無恥、卑鄙下流........來形容。
而更讓人噁心的是某些思想家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