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三公的主張各有細微差異，但在義利上得到了高度的統一，強調利的實用性，肯定了人之私慾的合理。
在國朝初年經世學派得到重用，思潮起伏，理念傳播到了九州萬方，但到了天佑後期，宋明理學捲土重來，以方苞為代表的文人得到朝廷的重用，經世學派在朝堂上有了衰敗的跡象。
所以衛恙對這位林家小姐的回答是很意外而又有所親近的。
意外在這位侯門千金沒有拘泥於傳統的理學觀念，這與他嘉祥末年在帝都居住時所感受到的勳貴人家的氛圍是不同的；
不過他又想到這位小姐的父親是顧學門徒，受其父影響也是情有可原，也因此對這位小姐有了親近之感，畢竟雙方也可以算作同一杆旗幟下的同袍了，按軍中的說法。
同時他意識到他不能把他原先準備講的東西講給這位侯門千金了，這有傷他當初從師黃學的初衷。正因為這位林家姑娘在理念上同他們相契，他的理念才不能講給她聽，那些是給在翰林院學士中有詭辯之稱的賈璉聽的。
若是說與面前這位年紀尚幼的林家姑娘聽，才是教她未學走先學跑，以己之私害她人之善，正中了理學門人講的人慾之大惡，陷入重利的極端之中。
衛恙想了這麼多其實不過幾息時間，等到有了決斷，整理了一下思緒，開始講起《大學》的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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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書房門檻上的賈璉，看著樹上的花兒，跟陸預講起李嵇需要錢的緣由，“施行京河修繕，光是前期的徵地和相應的準備工作，李嵇至少要花三十萬兩，而後期動工、徵發徭役最少也要七十萬兩。
而去歲濟南府為中心的山東地區發了大水，現在大修的條件是沒有，可小修是必要的，還要賑濟受災百姓，目測所需不下二百五十萬兩。
兩件事加起來，李嵇要從國朝每年的常備支出中擠出三百五十萬兩銀子，從那裡擠這筆銀子？
要知道黃河是眼前之急，年初山東巡撫、濟南府報上來的災荒，是去年就發生了，到現在才處理已經是很晚了，這二百五十萬兩是必須撥的。
可站在李嵇的角度，修京河的事宜絕不能晚於遼東戰事，如果晚於遼東戰事，修京河就成了雞肋，無法發揮它的最大收益。
他不能賭明年再啟動工程，如果遼東戰事要啟動，開戰的前兩年朝廷就要做各項準備了，預留大筆預算以備戰時所需。
就算他要賭，我們也不能等了，陳伯父自嘉祥四十年上任薊遼總督已經有六年了，再等下去，陛下就該疑心薊遼是不是真的要姓陳了。
而如果沒有京河修繕成功所帶來的民心人望，他就無法壓制戰事結束後裹挾著勝仗之威的我們，施行之後的新政，推行稅制改革了。
對於我們雙方而言，這件事是一定要談的，仗要打，河也要修，錢的問題也一定要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