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理和感情；
至於中立的，這世界上就沒有真正中立的人，之所以中立，不過是自認還沒看清風向、不願下注搏的弱者，他們只會在其他人奄奄一息的時候才重要。
所以嘉祥四十年是最微妙的時候。
而你說的我們，我知道指的是我們十三個人背後的人，可事實上我們是嘉祥年間最大的失敗者聯盟。
想想我們十三個人的出身，柳鳶和馬靳兩家是投資忠獻親王，虧吃大了，沒和彭城侯一個下場已經是好的了，可要讓義忠親王復立，那就不是吃虧那麼簡單了，而對於冒險又不太願意下血本，所以是柳鳶和馬靳。
我嘛，我最微不足道了，我祖父拿我父親下注失敗了不說，還把主事的權力給了我叔叔，要是我叔叔有本事我也就認命了，可他讀了半輩子書也沒讀出個進士來，臨了還要祖父上遺折，我不服，憑什麼，不公平！
而陳維尹陳老大，他是委屈，不僅他委屈，他父親陳伯父也委屈，嘉祥二十二年上皇在位時的最後一場東征，當時朝野上下都是準備畢其功於一役的，上皇覺得這是對他東征西討、征戰四方最好的註腳。
結果四萬野戰精銳命喪遼河，二十萬大軍就此丟盔棄甲般撤退到了錦州一線，當時的前鋒大將薊遼總督陳老國公斷後，憑藉薊遼的殘兵和五千驍騎營、一萬步軍營硬生生頂住了後金軍的猛攻，穩住了防線。
可事後的問題就大了，誰來頂遼東戰敗這個雷成了問題，最後的結果是陳老國公背了鍋，被罷職閒賦在家，沒幾年就憂鬱而死，陳伯父襲爵，爵位從國公降到三等將軍，齊國公府上下委屈至極，憋著一口氣，到了嘉祥四十年齊國公府已經沉寂很久了。
而其他人更不用說了，原因大差不差，都是嘉祥年間的失意人家。
可失意從不是我們當年冒險的理由。”